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艺术特色(2)

2018-07-20张爱玲

  二、时间设计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个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概括来说就是时间差。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是严峻的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编织着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做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   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作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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