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尚在读高中的朱迈先秘密加入中共。“卢沟桥事变”后，朱迈先受中共委派，返回老家扬州中学就读。在此，朱迈先受命担任中共扬州特委支部书记，与中共地下党员江上青(江养父)等人在扬州组织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以宣传抗日为名发展中共地方势力。1939年，朱迈先组织的宣传团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朱迈先来到武汉后，曾向董必武提出去延安的要求，董必武却要其打入广西的国军第11集团军内部作“冷子”。朱迈先遂在董必武的安排下，担任该军131师某团的上尉指导员。1942年，131师调守南宁参加桂柳会战。1943年，朱迈先被派往19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队长，并深得蒋雄器重信任。抗战胜利后，朱迈先随蒋雄的19师开往海南三亚。到海南后，朱迈先因病住院。在医院里，他结识了护士傅丽卿并结为夫妻。1949年6月，蒋雄从部队转到桂林任专员后，又举荐朱迈先任自己的秘书。同年12月，桂林中共占领前夕，由于朱迈先的“策反”，蒋雄手下的七千余名军政人员“起义”。其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学习结业后，朱迈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该校的董事长便是蒋雄。在同年12月的“镇反”运动中，蒋雄和朱迈先一同被捕，随后，二人被押往湖南新宁县。1951年11月，新宁县法院以“匪特”罪，判处蒋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朱迈先时年33岁。
朱迈先死时，家无余财，只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傅丽卿和3个年幼子女。傅丽卿又因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而失业，从此，一家四口陷入饥饿状态。走投无路之下，她写信向北京的婆婆陈竹隐求助。陈竹隐接信后寄来30元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此后的一段时间，陈竹隐几乎每月给傅丽卿寄20或30元钱。傅丽卿便靠着这微薄的救济与三个子女每日挣扎度日，其幼女便于此时夭折，爷爷死于“反饥饿”，孙女却真切地死于饥饿，三年之间，朱自清爷孙三代各去一人!直到1953年，傅丽卿方于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找到了一份护士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傅丽卿的厄运再次降临，她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光头，多次遭到毒打、抄家、游行示众。其二子朱寿康、朱寿嵩也下放到农村。因受牵连，两人多次在招工升学及当兵时都没有机会。不仅如此，1977年恢复高考后，长子朱寿康连续两年参加考试，但由于政审通不过而没有入学机会。 1984年，经过傅丽卿长年申诉，当时判处朱迈先死刑的新宁县法院作出结论：1951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朱迈先属于起义人员，且起义后表现良好，撤销原判，恢复朱迈先名誉。然而，此时的朱迈先已经被杀3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