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