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以教书为“一种职业”，到职业与文学爱好的融合
朱自清曾对自己的教书生涯作过一番“反省”，他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说来可笑，我是常常在想改业的;正如未来派剧本说的‘换个丈夫’吧，我也不时地提醒着自己，‘换个行当吧’。”换个什么行当呢?他想知道官是怎样做的，于是想做个秘书、文书科科员，又想做个新闻记者、工人、农民、军人……”凡世间有的职业他几乎都想做，他知道这是非分之想，于是从浪漫的幻想又回到须脚踏实地的现实，他郑重地说：“我从今日今时起，努力要在‘黑白生涯’中找寻些味儿，不像往日随随便便地上课下课。”怎样从“黑白生涯”中寻找些“味儿”呢?朱自清虽然是学哲学的，却对文学有兴趣，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发表了新诗。他说：“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底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将难舍的对文学之爱，洒向为生存而耕耘的教学园地，将其改良成既育人又塑己的人生花园，何乐而不为呢?这可谓是他对职业进行哲理探寻之后“寻找”出来的“味儿”，是现实与理想嫁接成活的即将盛开的精神之花蕾。在教学之余自己进行创作，写诗歌、写散文、写校歌;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创作，创办文学社团，办校刊，等等，他将职责与爱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
紧密结合教学进行文学活动，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进行创作的一个特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他为多所自己从教的学校共写了五首校歌和四首清华大学年级歌。他以歌词的形式，表达他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深情和思考。例如，他为母校――位于扬州的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所写的校歌，可谓词简意深，古雅而又深蕴现代教育观念。歌云，“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冈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健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须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他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就提出“人格健全，学术健全”“体育须兼重”等融“德智体”和“人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令人肃然起敬。1923年他任教于温州市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他也为该校写了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在写景颂贤之后，用“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两句，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既具有古典诗歌情怀，更饱含现代开放的继承创新思想，也流露出他创作出以教育为题材的诗歌的喜悦。 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期间，他写了四首级歌：“清华大学第五毕业级级歌”“清华大学第十级新生级歌”“清华大学第八级毕业级歌”和“清华大学第九级级歌”。例如，他写于1937年的第九级级歌，以豪迈、深沉的诗句，道出了师生共同抗战的心声：“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莫怕艰难/莫怕熬煎/戮力同心全在咱。”歌词中的“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鲜明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抗战到底的决心。1944年，他为昆明五华中学写了校歌，歌中唱道：“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祖国重光，责在吾人身上。”字字铿锵，表达了定雪国耻的壮怀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抒发了朱自清对祖国的深情，对艺术与教育的挚爱，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难平。
倡导印行校刊，发表学生文章，支持文学社团，也是朱自清从教中乐此不疲之事。1922年他在浙江一师任教时，学生中已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晨光社”，据冯雪峰回忆：“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朱自清对学生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与校外文艺爱好者应修人合编的诗集《湖畔》及成立的“湖畔诗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重视，1922年5月18日写了《读〈湖畔〉诗集》一文，对他们的诗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是当时对《湖畔》进行全面评价的第一篇文章。1924年他在宁波四中任教时，为了激励学生进行写作练习，他与同事夏尊竭力倡导、支持办《四中之半月刊》，发表在该刊物上的文章，大多经过朱自清的指导。学校文学社团很多，朱自清都曾给予具体指导。他将职责与爱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他所推崇的“正在做什么，就尽力做什么”的快乐与满足。
在教学之余自己进行创作，以诗解脱，以诗自励，以诗反思，是朱自清“黑白生涯”中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如《转眼》一诗，作于1921年，写他在杭州一师时与学生产生的“小误会”：“羞――红了他的脸儿/血――催了他的心儿/他掉转头了/他拔步走了/他说，他不再来了!”生动细腻地描写了一个新教师面对学生“惊惊诧诧”的眼光的慌乱的心理。1922年他在台州浙江第六师范学校执教时，所写的散文诗《匆匆》，是他认真处世、反思之作。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日来时时念旧，殊低徊不能自已。明知无聊，但难排遣。‘回想上的惋惜’正是不能自克的事。因了这惋惜的情怀，引起时日不可留之感。我想将这宗心绪写成一诗，名曰《匆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哲理的反省和诗意的自励，使这短短的散文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也是他在人间没有“白白走这一遭”的艺术留言。同年12月，他在台州又完成长诗《毁灭》，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首长诗。俞平伯在读《毁灭》这首长诗后指出：《毁灭》的作者“把一切的葛藤都斩断了，把宇宙人生之谜都拆穿了，他把那些殊途同归的人生哲学都给调和了。他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他不贵空想，只重行为;他承认无论怎样的伟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语一饮一食下功夫”。因此，“《毁灭》便是生长。《毁灭》这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该诗可谓是朱自清告别少年读书郎那种“缠缠绵绵”的情感、“渺茫如轻纱”的憧憬，力拒“迷迷恋恋”的蛊惑，树立起独立人格精神的诗意宣言。1923年暑假，他和好友俞平伯同游南京的秦淮河，返校温州十中后，他写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描写出富有诗情画意的秦淮河景色和“历史的重载”与“船里满载着”的“惆怅”。文中重点写了他遇到“难解的纠纷”：载歌妓的“七板子”上的伙计，跨到他坐的船上，拿着摊开的歌折，塞向他的手里，兜揽生意，要他点歌，他由“扭捏不安”“装出大方的样子”到“窘着再拒绝”。等伙计“不屑似的走了”后，“如释了重负一般的”他和俞平伯就开始了关于“道德律的压迫”的“自白”。后来“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细腻真切地叙写了一个不仅从精神上“毁灭”了“迷迷恋恋”的蛊惑，而且身体力行的有良知和道义感，且矛盾痛苦的自我形象。1924年2月他在温州十中任教，所作散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绿》，以神奇、丰富的想象和独特新颖的表现手法，抒发了他对艺术之美、自然之美的由衷喜爱。同年3月他在宁波第四中学任教，4月26日在《中国青年》第28期发表新诗《赠友》。诗中的“友”即邓中夏，该诗是朱自清在读了邓中夏的文章《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及过洞庭湖时所作的两首诗后，激动不已，感触很深的应和之作。他在诗中歌吟道：“你的手像火把，/你的眼像波涛，/你的言语如石头，/怎能使我忘记呢?//你飞渡洞庭湖，/你飞渡扬子江;/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地上是荆棘呀，/地上是狐兔呀，/地上是行尸呀;//你将为一把快刀，/披荆斩棘的快刀!/你将为一声狮子吼，/狐兔们披靡奔走!/你将为春雷一震，/让行尸们惊醒!……”诗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在“荆棘地”上建立“红色天国”而燃烧自己的中国的“丹柯”形象，在热情歌颂革命先驱的同时，诗人也表达了自愧――朱自清创作中最深邃的、剖析灵魂的东西，诗人唱道：“去年一个夏天大早我见着你：/你何其憔悴呢?/你的眼还涩着，/你的发太长了!/但你的血的热加倍的薰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真诚地表达了景仰与自愧、自励交织的心情。该诗不仅内容和节奏都是和邓中夏的诗篇相应和，更重要的是从字里行间展现出诗人朱自清思想上新的高度，从惆怅到坚定，从毁旧到创新，他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这种升华来自朋友的熏陶和他自身善于择友。朱自清在温州十中时，与“书画传家二百年”的马家兄弟交结，写出散文精品《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和《绿》;与好友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后，写出不同风格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并同时在《东方杂志》21卷2号上发表，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在北大读书时，他参与中文系同学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教后又关注其在报纸上发表的诗文，生发了景仰之情，从而创作出与邓中夏诗相媲美的真诚感人而又大气磅礴的《赠友》诗。朱自清的创作应证了所谓“从你交的朋友，可看出你是什么人”的正确性。 震惊中外的“五卅”参案爆发后，朱自清悲愤难平，创作《血歌》，“他一改过去的诗风，以简短的句式排列，形成急促的节奏，如急雨，如战鼓，激励人们去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拼死的决斗。”自此以后，原想以文学为娱乐的朱自清，在血雨腥风的现实面前，手中的笔变为战斗的武器。几天后，他又写出《给死者》诗，以哀悼“五卅”死难烈士，激发民族的义愤。1926年3月18日，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已半年，这天他跟随清华学校队伍参加十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抗议大会，亲历段祺瑞执政府大屠杀，几天后，满腔义愤的朱自清写出《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以血的事实揭露军阀政府的罪行。最令他感到痛心的是，他认识的一个清华学校的学生韦杰三当场被枪击倒在地，后不幸在医院逝世。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散文《哀韦杰三君》，哀悼学生的不幸遇难。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朱自清的心灵深处，他感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带来的痛苦，他将此种思绪化为诗作《塑我自己的像》，诗中写道：“在我的儿时，/家里人教给我塑像;/……让我在一间小屋里，/塑起自己的像。”开始时，家里人要“我”塑一座天官像，而“我”却偷偷地塑起一座“将军”像、“思想者”像，但塑像一个“从梦里飞去”，一个“怎么也塑不成”，于是，“我”想“塑起一个‘寻路人’的像，“在旧世界里找些新路”，但“我的像在塑以前已经碎了!但我还是看见它云雾中立着――/但我也只是看见，/它在云雾中立着!”诗作含蓄、深沉地展现了抒情主人公的理想一个个破灭后，仍执着追求而不能实现的痛苦。1927年“四一二”政变，使他“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朋友栗君劝他加入国民政府，他几经考虑，辞绝了。7月，他写了散文《荷塘月色》，文章通过对荷香月色细致生动的描写，隐晦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微妙而又高远超脱的心境。而1928年2月他所写的随笔《那里走》，是他由彷徨而想遁入书斋的苦闷之驱。他说：“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以国学为职业，可以逃避风险;以文学为娱乐，可以此“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不白活了一生”。但他这种对现实抱“暂时超脱”的态度，导致他“对当前文艺运动都不介入，生活圈子又极小，游离于主流之外，以至于渐渐感到心灵之水有点枯窘了。”1931年3月，他所作散文《论无话可说》(后收入散文集《你我》)可谓是此心情的真实写照。他痛切地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审视自己十年来的文学生活，朱自清对当前的自己进行了剖析、苛责，他觉得自己有愧于“这个大时代”，没有“自己的话”要说。他说：“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是他对自己多年来为一家衣食，在庸庸碌碌的生活浊流里挣扎，所作出的痛楚的反省;是他经过多年辛劳生活的煎熬，所“蒸馏”出来的对人生、对文学的彻悟。难怪朱自清在《〈你我〉自序》中说，散文集《你我》中“作者最中意的”就是这篇《论无话可说》。1931年8月朱自清曾一度休假，留学英国，漫游欧洲，1932年7月返国。他历欧数国写成散文，陆续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后结集为《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以游记的方式与青年学生交流，做实实在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
标志朱自清思想有了重大变化的，是闻一多遇刺后他所写的《悼一多》，这是他搁笔20多年后写的第一首白话诗。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发生在身边的血案，让朱自清再次走出象牙塔，他一改以往“超然的温和”和“中年人的稳健”，压抑的激情和满腔的悲愤化为燃烧着爱与恨的诗句：“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历经闻一多这“一团火”的“涅”，在民主浪潮的冲刷下，朱自清思想中的阴影开始消散。他在《新生报》上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生路”就是“作一个时代的人”，站到“平民的立场上来说话”。他的思想已结束中间状态，向“政治社会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特别喜爱鲁迅的杂文，认为杂文是抨击黑暗现实的利器，是开辟时代的“开路先锋”。他写出大量的杂文，如《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论书生的酸气》《论不满现状》《论气节》等。他向鲁迅学习，以杂文为利器，严肃地观察社会，冷静地分析现实的矛盾，眼光已从个人的小天地，扩大到民生国计。他从书斋里的一个超脱的学者，成为走“向民间去”的进步作家;从以国学为“一种职业”的教授，成为融爱好与职业一体的作家教授;临终前他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的签名，用行动谱写了最后的令人钦敬的爱国之歌和新中国诞生前夕震撼人心的、悲壮的教授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