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偏重旧文学研究，到新旧文学研究双管齐下
1932年7月朱自清从欧洲回国，这段在国外一年的生活经历，对他思想的开阔和学术水平的提升都有作用。回国后他被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1930年杨振声离校，朱自清代中国文学系系主任。1931年朱自清出国休假期间由刘文典代理)。自此，朱自清主持系务长达十六年之久，实行“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而具体到他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则可谓是新旧文学研究双管齐下。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所采用的方针，基本上和前任主任杨振声一致，即“用新观点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杨振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时，对朱自清很是器重，系里一切计划多和朱自清商量。基于过去各大学中文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外新潮隔绝，他们决定，中国文学系的教学方针应是：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化的融合。这也是朱自清在1923年为温州十中所写的校歌中所倡导的“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思想一脉相承的。他们拟定的课程总说明明确指出：“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的旧文学，一方面更参考外国的现代文学。……换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这个教学方针鲜明地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是为了创新的教学理念，也是大学教育中的一种革新。协同杨振声主任制定了中文系的教学方针后，朱自清带头实践，开了“歌谣”和“中国新文学研究”两门新课。王瑶谈到“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及其《纲要》时说：“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先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朱先生开设此课后，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燕京、师大两校也由于同学的要求，请他兼课……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朱先生的《纲要》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带有开创性的，它显示着前驱者开拓的足迹”可以说，他所开的两门新课，打破了中国文学系教学设置中尊古的旧格局，使不登大雅之堂的新文学和民间歌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人曾说，朱自清与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闻是唐诗的现代传人，朱是宋诗的现代传人。由此看来，朱自清应既是宋诗、同时还是新文学的现代传人。 朱自清正式担任系主任后，在迎新大会上报告了他的旅欧之行，着重介绍了英国的读诗会和名人住宅以及游逛加尔东尼市场的情况，将“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的教学方针落实到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朱自清本学期“主要讲授《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努力从事国学的钻研。”从他所开的课来看，他确实做到了古今贯通，不仅从事国学教学，同时还进行新文学教学;不仅尽力传承古代优秀的文学，还着力于建设新的文学。
这种将“研究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紧密结合的方针，还体现在朱自清的学术研究中，旧文学研究方面，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论著有《经典常谈》(文光书店1946年5月出版)，这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这部著作与以往文学史籍研究的著作不同，以往的文学史籍以作家为主分条叙述和以文体分篇标目，他打破这种旧的体制，在对文体叙事中注意文体历代的发展变化。他认为古典文学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他将文学史的研究置于流动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所以，他在论述文学现象时，强调作品的时代特色及其社会的联系，从而对作品作出中肯的评价。这部著作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
新文学研究方面，朱自清不仅对五四以来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白话文学进行“史”的研究，也对他所处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当前文学进行评论。朱自清所编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一部珍贵的资料。王瑶评论说：“当时距‘五四’已有十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历了它的倡导和开创的时期，各种文学体裁都出现了许多作者和作品，赢得了读者的爱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一阶段的历程作过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没有人在大学讲坛上开过这类性质的课程。……因此朱先生的《纲要》可以说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
除了对新诗作“史”的研究，朱自清还积极地投入对新诗的评论及对当前文学的批评。朱自清在生活艰辛、身体不好的情况下，努力读书，勤奋笔耕，撰写出《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12月出版)，书中对抗战诗歌进行了满腔热情的评论。他主张文艺为抗战服务，在《抗战与诗》里，对新诗散文化的趋势进行了肯定，认为散文化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他还对闻一多、艾青、臧克家、老舍等同时代的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评价。在《爱国诗》一文中，他鼓励诗人多写爱国诗篇。他特别推崇闻一多，认为他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他还致力于当前文学创作的研究，他读了卞之琳、穆时英、张天翼等的作品，写出评论，作出细致的分析。他还对茅盾、施蛰存的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的手法深入细致，远远超过了茅盾。他特别赏识《蚀》和《子夜》，认为真能表现时代的是这两部作品。”他还和学生“大谈茅盾的《子夜》，对这部长篇推崇备至，说不论取材、思想到气魄，都是中国新文学划时代的巨著，这才是站在时代最尖端的作品。”1945年他写了《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对茅盾25年来为新文学所作的贡献，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朱自清不仅为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批评做了大量工作，还进行了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研究。早在他在温州十中任教时，就和俞平伯讨论过有关文艺理论的问题。他写了论文《文艺的真实性》，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追求艺术的“个性”，呼吁“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这种文学见解，“反映了朱自清当时的美学思想，决定了他此后的创作倾向和基调，这篇文章不啻为他的文艺创作的宣言书。”《诗言志辨》(开明书店1947年8月出版)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他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等四个方面的诗论作了研究，理清其发展变化的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他作的诗论《诗的趋势》，指出现代诗的趋势在于“不爱‘晦涩’，不迷恋文字和技巧，而要求无修饰的平淡的实在感，要求明确的直截的诗。”还出版了文艺论文集《论雅俗共赏》(1948年版)。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研究，不是躲进象牙塔中的闭门造车，而是十分关注时代，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针对当时杨振声发表在1946年10月13日《大公报》上的文章《我们打开一条生路》，朱自清在《新生报》发表《什么是文学的“生路”》，与之展开讨论。他在文章中说知识分子“要靠文艺为新时代服务”，“文人得作为平民而生活着，然后将那在生活的经验表现，传达出来”。可见他的思想已结束了中间状态，从学者向战士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朱自清的学术研究视野中，还有他一直关心着的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他出版了《语文零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还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叶圣陶如是说。
终身从教而又难舍文学的朱自清，用他五十年的人生轨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远去的但永不会消失的“背影”，讲台上的朱自清，至今仍是教师的楷模。 参考资料：
1.张守常《最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
2.魏金枝《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文讯》第九卷第三期。
3.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朱自清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5.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散文卷一：小品与随笔》。
6.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