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关于酒：
或许酒是近诗的，所以知酒之人必为诗人。欧阳修酒量虽不佳，却写了传世“醉翁亭记”。诗是杯酒的心，诗是杯酒的情，醒、醺之间，点滴铭刻，飘飘欲仙。饮酒解忧之法，有快慢之分。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他吃酒快又猛，杜甫“坛深木瓢是真率”，大瓢大口喝酒最痛快。而苏东坡喜品酒，“一杯相持且从容”，应是快酒必醉之人。
另有独饮、群饮之别。陶渊明喜欢独饮，一人吃喝痛快过瘾，但诗人常常是寂寞的，像陶渊明一定很寂寞。人太多也会令人受不了，非得群饮的话，三五知己也够啦！
醉翁亭记，文中醉翁即欧阳修自己。醉翁并非贪恋杯中物，他祇不过藉醉酒、陶醉山水之雅兴，运用想象空间与大自然结合，把个人思想升华到“与民同乐”的境界。欧阳修谪官滁州，处逆境中之豁达胸襟，任意超脱宦海浮沉，以忘怀得失的人生观。他越是挫折，越能淬砺其文章，写出千古名篇，文情并茂，没有谩骂，没有悲叹。醉翁从山水间探索超然物外、安时处顺的人生哲学。且看以下引文：“自来文人学士，谪官栖迟，未有不放怀山水，以寄其幽思。而或抑郁过甚，而辱之以愚；抑或美恶横生，而盖之于物；又或以物悲喜，而古人忧乐绝不关心；甚或闻声感伤，而一己心思，托于音曲。凡此有山水之情，无山水之乐，而皆不得为谪官之极品也。六一公之守滁也，尝与民乐岁物之丰，而兴幸生无事之感。故其篇中写滁人之游，则以‘前呼后应’，‘伛偻提携’为言，以视忧乐之不关心者何如也？至其丝竹不入，而欢及众宾；禽鸟闻声，而神游物外。绝无沦落自伤之状。而有旷观自得之情。是以乘兴而来，尽兴而返，得山水之乐于一心，不同愚者之喜笑眷慕而不能去焉。然此记也，直谓有文正之规勉，无白傅之牢愁；有东坡之超然，无柳子之抑郁。”
人的一生当中，悲哀也是一种非常重要又突出的情感。当你面对不幸，认为这简直是人生悲剧时，它却具有领悟人生的深奥哲理，兼具感性与理性。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魏晋时代有老庄思想，也有屈原情感的想象空间，最普遍的仍是儒家思想。历代文人名士，像陶渊明、嵇康、阮籍等人的醉酒型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酒神”精神，绝不是情欲狂欢和本能冲动。他们明哲保身，从逃避现实中寻求理解，于消极颓废中求醒悟，它依然有着理性存在。从晋朝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性好酒，着“酒德颂”，到宋代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即明显呈现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醉酒，原本可以麻木理智，放开情感，解放思维，一任本能，任性纵情。但是在中国，却“唯酒无量不及乱”。两千年来，始终没能超出孔子无意界定的理性态度范围之内。“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李白诗）……围绕着酒和醉的，依然是人间烦忧，人际苦恼，对人生、对生活的执着和眷恋。诗人在矛盾、苦痛当中，仍温文尔雅，情理和谐。
中国人是感情、感性的，简单的说，是“唯情”的。西方人思想里，以“物”为本体，“唯物”的世界观。中国人的思考模式，以“心”为本体。中国人觉得感情才是人生唯一的“真实”，这种情之本质化、本体化的倾向，就是中国抒情传统的伟大特色。就“醉翁亭记”言，全文精义在“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任真自娱，忘怀得失。另外，文中描绘宴饮酣畅的场面，只几句话，就可将欢乐之情感推向最高点。全文总结时，点出“与民同乐”的情怀。 ５、太守：
官职名。始于我国西汉，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域──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一直没有太守一职。隋初废郡设州，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易名为刺史、知州。唐初曾一度又设州为郡，太守一职就又被使用，但稍后又废止。北宋时，已不设郡，地方行政区域分为路、州、县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刺史”，并不叫“太守”。
６、蒙太奇：
法语的译音词。原义为构成，装配，用于电影方面，有剪辑和组合之意。是电影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电影创作，需先把表现全片内容的许多分镜头分别拍摄完成，再把它们有机地组接起来，使其产生连贯呼应、悬念、对比、暗示、联想等作用，从而形成多个有组织的片段、场面，直至一部完整的影片。这种表现方法通常称为“蒙太奇”。运用这一技法可使全片结构严整、条理通畅、节奏生动；有助于揭示画面的内在涵义，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