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平原的访谈则呈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从容稳健和学养沛然，他的叙述描绘出了一幅八十年代清晰的学术地图，他从当年的、《大学生》、《未名湖》等大学生刊物说到“文化热”，再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酝酿、阐发和
讨论为切入点概括出了当年的文化和思想景观。他的态度也在对八十年代学术界的反思和九十年代后的几次文化事件中流露无遗，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怀念当年的文化氛围和思想的生气淋漓时总结出学术界上的激情有余而学力不足的问题，用胡适的一句话说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当年的人文学者都想影响社会，有“借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习惯（也许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的使然吧），以及学问与思想间的社会现实张力都是值得我们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好好反思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神标杆和审视者与改造社会的实质承担者之间的距离应当如何把持，在今天这个“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时代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素有狂傲之名的甘阳谈起八十年代也毫不含糊，洋洋洒洒的一大篇里不乏精彩和锐利之处，不管是从早年的西方哲学转到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是03年时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甘阳都是一个善于在思想界里制造风浪的人物。从当时他创办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到与之交往的那些学者：徐友渔、苏国勋、周国平、刘小枫……中不难看出，甘阳属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中浪尖上的人物，而他的回顾中很多涉及了当时的“哲学热”中的思想变递，从卡西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福柯，还有人道主义的兴起，他主持翻译的那套丛书《文化：中国和世界》成了当时引进和推广西学的最好的平台，与金观涛夫妇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汤一介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三套丛书，为无数渴望知识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