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来，我们这个教师之家多次乔迁，如今一个大家已一分为三：三个小家庭居住新房的总面积是240平方米，除以第一次搬家前全家共住的那间12平方米老旧的窝居，获取的是一个令自己都吃惊的数字——20！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我们家的居住面积足足被幸福地扩大了20倍！数字的巧合也许有些偶然，但却是随着教师地位不断变迁而折射出的一个必然。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家是一个普通的小家：父母是教书匠，我和哥哥是读书郎。一家四口像一条小船，平静而简单地靠泊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可恨那“文革”的飓风一下无情将其撕成四段抛向东西南北。70年代初只有到了春节，一家四口人才能艰难地团聚在这个12平方米挤挤的单间里，相濡以沫，度过那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文革后期我们在外的三人陆续调回了，行李一多，12平方米的空间实在挤住不下，父母几经努力和哀求，终于借得宿舍楼楼梯底下一个低矮的杂物间供我栖身。要知道那可是木制的楼梯，上上下下的脚步动不动就从头顶踩过；常有半夜踏步高歌的，那声浪更是震得我噩梦连连。哥哥住在市郊的工棚里，星期天回家就时就拆掉饭桌，打一个地铺过夜。“四人帮”垮台后，知识分子的日子开始有了转机，家里有了两个单间，面积一下扩大了一倍，哥哥结婚由此有了一间难得的“新房”。不久被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让渴望读书的人们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教师这一家庭出身也因此由不利因素变成了有利条件。一番拼搏，我和哥哥先后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双双从打工仔变成了大学生。我还得以告别那个日夜如雷贯耳的杂物间，搬到了学生宿舍。杂物间变成了父母的书库，被封存了十年的教科书在此重见天日，父母双双从“牛栏”又回到了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