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总结和升华。
二、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
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著者没有重
蹈既有研究中的误区,即机械
的“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书中对领袖的个案研究折射出冷战不同阶段世界形势对领袖们决策的重要影响,但不是简单重复“个人推动时代进步、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样僵化的公式。相反,著者更注重的是,领袖本人对这种具体而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把这种变化放在领袖本人对外认识的变迁过程中来认识。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强调的那样“外在于行为体的因素只有当它们影响决策者的头脑、情感和意愿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因素。人决定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是发生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件,它必然代表着任何政策行为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3]也就是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领袖们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领导人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并且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变化与既有路线的关系。本书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关于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境地的逐步认识和他与尼克松的接触互动的分析最为典型。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
识到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到最后做出与美国和解的决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各种导致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以及最后做出与既有路线相反的决策的因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周恩来的想法,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为他所接受以及他怎样根据这些因素来决策。
三、领袖如何进入“伟人”行列
关于领袖人物如何进入“伟人”行列,著者提出了一个可靠的公式: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著者认为,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的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的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思路贯穿于著者在对领袖进行个案研究的各章节当中,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共同使领袖人物进入“伟人”行列。例如,麦克阿瑟之所以伟大不关在于他领导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著者强调被广泛称之为“伟大”的并受人们尊崇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伟大的领袖更侧重的是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谈到伟大领袖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物的人,更多地是谈到那些以宏伟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利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