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2020-07-26高三作文

追慕先贤主题征文

  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纪念,小编收集了追慕先贤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追慕先贤

  故乡村旁有条弯弯的小溪,清清的绕村流过,四季不息。

  春来了,溪边盛开金珍花,引得蜂飞蝶舞;冬天,水面结有一层薄薄的冰、晶莹剔透,你能看到溪水跳着、舞着,潺潺流向远方。

  自从小溪的源头龙王泉被填死之后,便只剩下一湾干涸的渠道。说它干也不尽然,每到雨季,总有一些积水存留下来,微风吹过,水面缬皱着,倒也汩量然、粼粼然。

  儿时,在溪水边常看到姑娘、村妇浣纱的身影。那时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望着溪水,独自倾听哗哗、的流水声,出神地望着、想着……想些什么呢?说不清,现在也记不得了。大概总有一些借助那水光波影而使童稚的忙乱灵有所感的东西吧?因为水是可爱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了智者乐水,仁得乐山这句话,不免感念圣人的高明。但也有些茫然,见过比故乡水溪气派得多的大河,面对浑浊的流水,思绪常被牵去很远,但儿时在溪畔与水心交神会的懵懵感觉,却很难再现。

  再以后,漂泊辗转,寄身他乡,难得见到如故乡水溪的一泓碧水,,和缕清波。偶尔行经名川大河,目光虽不免有种干涸的感觉。

  幸好,我的居处虽无水,案头却常有书。我发现书里的古人与水相会,留下许多观水佳话。

  你看:屈子行吟泽畔,魏武观海遗篇,陶公问津桃源,东坡赤壁作赋……骚人临水之际,是何等兴会淋漓!

  再看:范蠡五湖泛舟,达摩一苇渡江,宗泽三呼过河,荷苻坚投鞭断流……志士凭流之时,双是保等意气风发!

  人心灵对水的感受,或水对人心灵的昭示,常常因人、因时、因事、因势而大相径庭。此谓观水有术。水不同,人相异必不然,亦不必尽然。其实流水无言,古圣先贤却把如许沉重的人生感慨托寄给了它。

  然而,流水却是有情的。这情属于生命,属于热爱生活和用心去体味人生历史的人。

  俱往矣!

  诗人也好英雄也罢,千古风流人物终被滚滚的流水淘尽。留下的惟有与水神交的晶体。

  因为有了这些晶体,心中便常闪念着溪水的踪影。每每一些忧与乐萦回于胸时,它将会涤荡、滋润着我的心灵,使我从前人的情思中受到某些启迪,获得释然和解脱。

  溪水如斯,包含了多少难言的会心与默契。

  第二篇:追慕先贤

  汨罗江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先后收留中国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诗人:一位在下游,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陽晨雾。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秋冬之际,杜甫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转道襄陽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世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

  在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我去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车出平江县城,颠颠簸簸,往南行二十余里,终于看到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蓬门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管理墓园的老人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墓坐北朝南,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秋风吹来,墓草萧瑟。墓前的香炉小小,炉中残留三四根燃尽的香头,也不知是何方来客对他的祭奠。

  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夜总会娱乐城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求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

  第三篇:追慕先贤

  当我想到我青年时候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时,我不能不纪念和怀想李大钊同志——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和我党的杰出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边远的云南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穷乡僻壤来到了北京。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欺凌宰割,国内军阀混战,祖国的危难,促使很多有志青年探讨救国救民的真谛。有些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以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能改变中国;还有的人钻进整理国故的圈子,食古不化,标榜“国粹”;也有的人走上了各种牌号的改良主义道路:如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之类;也有的人标榜所谓国家主义。就在这样生气勃勃却又一切动乱、思想庞杂的环境中,我逐渐地发现高师中有一群青年,他们学习刻苦努力,生活态度严肃,热心公益事业。他们多数属于一个叫“工学会”的组织,而且多数人是和我一样靠本省官费过活的穷学生。我又逐渐知道,他们曾得到李大钊同志的暗中指导。

  后来由当时“工学会”的一名活动分子的介绍,我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工学会”的活动从学习互助,贩卖书刊文具,扩大到办职工夜校;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随着形势发展,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在北京酝酿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这方面的活动,并于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了高师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李大钊同志的指示,我负责主编一份小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份八开的铅印小报取名为《劳动文化》。这份不定期的小报只出了四期,撰稿者有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许兴凯等人。李大钊同志仔细地看过我们的每一期小报,以致一九二三年初,两位日本共产党的同志由莫斯科返国路经北京时,李大钊同志曾介绍这两位同志和我们座谈,并让我们捡出《劳动文化》已出版的一、二、三期送给日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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