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师的作文（二）
初中的时候，正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高潮。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天天都要从报纸上深入学习些社论什么的。大杨老师每天下午的两节上课时间，就这样按部就班地，一丝不苟地组织我们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教育我们革命的新一代们，必须要又红又专，擦亮眼睛，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日复一日，天复一天，我们都被老师念报纸念得头昏脑胀了。老师眼看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到学校所在的村子，和大队商量了一片距离学校很远的坡地，作为我们班学生走“五.七”指示道路的基地。
就这样，大杨老师就和我们一起，把全班分成6个组，每个班干带领一个小组。好像是每组8个人，每组分别安排了一片山地，自行砍山，单独开荒，独立管理。在我们的汗水和辛勤的劳作下，在那时候已经感觉是宽得望不到边的6亩地平整在我们的面前。记得第一年种的是花生，老师带领我们浇水培土，抬粪施肥，搞得有点像模像样的了。收花生的时候，杨老师悄悄地给每个学生分了一大包，住校的同学自己享受，像我们家在附近村子里的，就都全部拿回了家里，全家人喜滋滋地品着我们娇嫩的劳动果实。剩余的花生老师就全部卖了，每个同学都分到了几个作业本子，心里充满了很成就的喜悦。
那时候好像我在学校里的特长和爱好就是写作文了。好像老师安排我写的作文也特别地多，我也喜欢乐此不疲地写。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张贴在学校墙报园地上，但每到学期结束，却都找不到写完的作文本子。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过后，下乡去到我原来的一个同学家蹭饭，并在他家住宿的时候，才在他家房角的那堆乱书里，找到我久违的发黄了的作文本。我那同学皮笑肉不笑着嘿嘿地说，当年是他的父亲要他把我的作文本偷回去给他父亲看的。直到了那时候，那个一直令我莫名其妙了很多年的困惑，才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
在那很青涩的时节，我最难忘的记忆还是发生在属于我们的那片荒地上。第二年的春天，太阳照样地慢慢温暖起来。清明节刚刚过去，阳雀刚叫了几声的时候，我们就又在那片希望的地里，又种上了新的花生。由于那一年的山雀极多，种子刚播下去，山雀回过头来就把种子糟蹋了。实在是没有了法儿，老师就安排我们几个班干带人轮流值守，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就叫“守老鸦”。轮到我带班的时候，是和一个叫杨胜吉的同学一起。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得不能再明媚的日子。杨胜吉是个住校生，年纪比我稍大了些许，是冲着我的学习成绩选择和我一组的。那时那地，他就已经比我懂事成熟多了。他从学校的食堂里带了锅碗瓢盆等炊具。好像他还是学校食堂的保管员，还利用职务方便从食堂里弄了些油盐大米什么的。我们就这样在野外的地里，用柴刀掏了个火坑，忘情地埋锅造起饭来。那时候我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全由那同学做主。于是我就搬了个作文本子，躲在地边新发的树荫下，如痴如醉地写我的那些异想天开的文章。当饭已弄好，准备开锅的时候，我才发现锅子里满是从地里掏出来的花生种子，和从地里提前摘下的早产洋芋颗儿。那一锅新鲜油亮的活儿，在野外的阳光照耀下，闪着油星和诱惑的光芒。还来不及怎么犹豫，一阵噼里啪啦的动作，就把肚子填了个大饱特饱,感觉味道真是好极了。
后来的一次班会上，我们老师给班上讲了个故事，那个故事的名称就叫《老报守瓜》。老报是我们当地又馋又懒的一大名人，平常以帮生产队看守东西，又顺手牵羊偷走东西四处闻名。后来再后来的时间，我就特别地想起，那个故事的情节我竟是那样的熟悉，和我们的那次经历十分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