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下面是小编整理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故事，欢迎查阅，谢谢。
中国名人张爱玲的故事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