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困守南昌。
太平军自从九江、湖口大捷之后，主力乘胜直捣湘军后方，力争向上游进军，收复武汉。湘军另一头子胡林翼这时署理湖北巡抚，要求曾国藩撤回在江西的湘军主力，回救武汉。而曾国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害怕被政敌参劾，更害怕受清廷责难，坚持固守江西。他驻扎在南康府，与内湖水师相互依存，继续指挥湘军围困九江，仅派遣悍将罗泽南回救武汉。湘军前期陆师的两大将领分别是满人塔齐布和汉人罗泽南。此时，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呕血而死。罗泽南一走，曾国藩手上就没有得力的干将了。这期间，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内湖水师和塔齐布的旧部(由塔的助手周凤山统领)。1855年4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在稳定了湖北的军事形势后，石达开便带兵回到江西，乘罗泽南回援湖北之机，在江西展开强大攻势。自1855年11月起，石达开联络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连下江西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并围攻吉安府城。曾国藩只好从九江撤围，调周凤山部陆师驻扎在战略要地樟树镇，以图南下救援。但是曾国藩对能否解救吉安并没有把握，而且又担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凤山在樟树镇坚守，以观望形势。石达开利用周凤山军举棋不定的时机，于1856年2月攻克吉安，并乘胜攻破樟树镇湘军大营。溃兵纷纷涌入南昌城，曾国藩也只好进入南昌城收拾残局。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军占领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县，曾国藩哀叹说：“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数百里，众号数十万。”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国藩急调在武昌城外攻坚的罗泽南回救。罗泽南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紧攻城，却被太平军击伤致死。这样，曾国藩所依靠的湘军陆师两大悍将双双毙命，处境愈加艰难。曾国藩困守南昌，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还是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曾国藩后来描写当时的情形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石达开在樟树镇击败周凤山军后，大可乘胜直捣南昌，活捉曾国藩。很可惜的是，正当曾国藩在南昌城内岌岌可危的时候，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将石达开调回天京参加攻破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并带走大批太平军，使曾国藩得以死里逃生。1857年3月，曾国藩接到其父的死讯，于是奏请回籍丁父忧，并且不待谕旨到来便委军而去，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摆脱困境。
第四次，祁门被围。
1858年7月，曾国藩在家守制未满，即奉清帝谕令再次出山，先后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将石达开驱入赣南、湘南，远离主要战场。8月，清廷应胡林翼疏请，诏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图安徽。曾国藩提出图皖的战略总方针：“……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根据这一“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总方针，曾国藩决定发动安庆会战，与陈玉成决战皖北，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曾国藩制定了四路进兵的具体计划，并始终贯彻执行之，甚至因不救苏、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责难也不为所动，终于在1860年6月将安庆严密包围。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太平军方面，在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领导者们即制定了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称为“二次西征”。根据这一军事部署，太平军决定兵分五路援赣，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2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但是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李秀成的这一次进攻，对曾国藩震动极大，因为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60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他的身边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被击败后，便退出了羊栈岭，致使进攻祁门的大好战机丧失，使曾国藩绝处逢生，白捡一条性命。不过，曾国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太平军在皖南的实力还是要优于湘军。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渡过了危机。可是，此后不久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此时，他悲观到了极点，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在给儿子曾纪泽的遗嘱中写有“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为震动”、“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毯”。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绪是何等沮丧。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威胁着围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捡回了性命。至此，太平军的五路援赣战略计划彻底破灭。自到祁门以来，曾国藩就没有一天轻松过。一波三折的战局使他恐惧不已，经常处于一日数惊的境地中。乘太平军撤围之机，他赶紧离开了祁门这一险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从祁门出发，10日抵达东流，将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太平军的围歼了。
这四次遇险没有要了曾国藩的性命，却使他最终得以指挥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历史上许多功臣一样，“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也并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从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开始，清廷便积极对他进行打压，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与其地位相当，以便与他分庭抗礼，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曾国藩推行“防河”战略围剿捻军遭到挫折后，清廷便以李鸿章取而代之，谕令他回两江总督原任。而李鸿章接手“剿”捻事务后，仍旧推行曾国藩的“防河”战略并取得成功。对于清廷的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1870年6月，着名的“天津教案”发生，天津的爱国群众打死法国殖民者二十余人，并焚毁了一些外国人的建筑物。曾国藩在处理这次事件时对法国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极为屈辱的条件接受了法国人的要求，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一时间，斥责之声充满朝野，爱国官绅对他的痛骂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当面把他比作秦桧，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曾国藩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本来曾国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让曾国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机会再次对他进行打压，又派李鸿章来接手“天津教案”。李鸿章对曾国藩先前处理的结果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却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年61岁。
【历史名人曾国藩四次遇险的故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