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艰难的选择。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思想武器可供选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宣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也说：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过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推动力量。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说：我们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另一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也回忆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但不知道这新办法应是怎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种思想“日益强烈、日益明确”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率先在中国大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五四以后，被誉为这个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1919年6卷5期出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1920年9月起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批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成了中国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骨干。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社团中的激进分子也先后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孙中山从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的思想转变也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