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写法：综合写某几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感。
这是较难的一种写法，也较少见。非二流以上作家一般不敢轻易使用。例如袁宏道的《虎丘》，综合写了六次游历虎丘的经历及感受，给人的印象颇有立体感。尤其是第三段写中秋夜斗歌的精彩场面，决非一次就能凑巧碰上的，例如他最后一次去时就领略不到了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了。但是这种情况又确实存在，晚明张岱在《虎丘中秋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这种写法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对该景点的大部分情况，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比较了解，并且最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我们游完武夷山回来，还能记住几个山名？更别提什么独特见解了。同理，游过虎丘的人也不计其数，又有几个记得什么千人石、剑池、千顷云、文昌阁、平远堂呢？可是，要写游记就要用心去了解，去搜集，去体验。海明威不是有个冰山理论吗？写进文章的材料也许只是作者所知道的八分之一呢。以袁张二文论，都算做到了。描写风景及人文景观还算生动，且前者有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和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之叹，后者也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之叹，也还算新人耳目我们去游玩时就不一定有这种灵感。但是，相比之下，袁文显然比张文写得好，也比较有价值。一是前者比较具体、完整，二是内容几乎雷同，自然是后者无新意；三是后者在语言上袭用了前者至少一句话：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第三种写法：重点在于抒发、阐明某次游玩的心得体会。
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重点不在于描摹自然景色，而在于寄寓哲理。实际上这个哲理他早就成竹于胸了，只是借今天游山之机说出而已，读者千万不要被那句于是余有叹焉迷住眼睛，以为他是临时才有感而发的。幸亏他所说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的哲理还算实在话，他勉强算成功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的成功还有赖于下面两个条件：他当官颇有政绩，这个哲理是他亲身体验过的，还不至于是单纯地板起面孔训人；他后来当了宰相，实行变革，虽不很成功，倒也算是名垂青史，人们大都是因尊敬他的人而加倍地尊敬他的文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有多少人说过？出自邓小平之口就是名言，出自你之口也许就只是笑话了。不是话不对，是说的人不同。
我们再来看个例子。德咏同志的《断桥断想》（见楼仲焕、徐昭武主编的《19791988散文拔萃》，南京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干脆几乎不写风景了，一下笔就写断想，由白素贞及蛇，及文艺，及人，最后说：今天还有没有那种不管好蛇毒蛇，是蛇必除的法海和尚？又有没有那种不分善恶、见蛇就晕的许仙之辈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已有心理准备，他的议论倒并不觉得突然，也似乎比较容易接受。
还有一种方法也似乎比较容易让人接受。苏轼的《石钟山记》，写景之余还顺便考察山的命名由来，最后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还是让人佩服其勇气和见解的，虽然他的见解其实是不确的（关于这点可参看俞樾的《春在堂随笔》）。
应该顺便在此指出的是，这第三种写法是最难的一种写法，也是很令人讨厌的一种写法。喜新厌旧的心理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往往显得特别明显。写感想当然可以，但如果不新鲜，不深刻，则令人生烦。事实上，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中小学生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动不动就是从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什么只有不懈努力才能成功，什么做事不能半途而废，什么做人要诚实，等等。这种概念化、公式化的写法真令人味同嚼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