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避免帝国主义横加阻拦，发布“告各友邦书”，主动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妥协示弱却没能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1911年12月，在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革命派讨论过后决定向北方妥协，南北达成合议，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保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即位后对《临时约法》多有破坏，对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也未能遵守，倒行逆施，革命党却一次次对他妥协，革命势力的不断妥协最终导致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来临。 这说明了武昌起义后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捍卫革命成果，注定对反动势力妥协退让。
毛主席曾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①。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缺乏自身的基础，加上帝国主义的限制，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兴办起就多数存在基础贫乏，筹款困难，资金短绌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资金少，观摩小，设备简陋，难于矿大资本积累的处境。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缺陷，是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克服他的软弱性的经济原因 ”②。 不仅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大商人大地主和官僚阶层, 或由替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阶层转化而来，同这些人的血缘联系使得他们容易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妥协，没有与这二者做斗争的胆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上必须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同时又被国内经济条件所限制，无法成长成西方列强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他一方面渴望突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一方面对能控制自身发展的三座大山又有着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综上可知，资产阶级纵然具有其革命性，并且愿意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但是其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他们并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上成功。辛亥革命的种种表现只是其中一个实例，民国时期的混乱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