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那年，就是六七年吧，我家的主屋曾经全部拆掉重建，全家人就在门堂子里过宿。就在大屋刚拆下的时候，父亲的“反对派”们罗列了一些罪名，把他强行带走，关在了我们李氏宗祠里。那些“造反派“们还要我母亲送饭给父亲吃，我母亲怒气冲天地说：”谁把他带走的谁给他吃！“那些人灰溜溜地走了。据说，为了找到父亲做”还乡团“和”叛徒“的证据，把真的做过”还乡团“的马某和李某吊在屋梁上打，但人家没有泯灭良心，绝不说瞎话。最后，无奈之下，只有一个小人，胡乱地说了几句驴头不对马嘴的话，做了个假材料，报上去，又因为罪名无法成立，被转回。父亲无辜地被关了十天，一家人又在门堂子里团聚了。
在上初中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就在我们家门堂子里活动。金龙，红星，有时还有维逊、正才等，我们几个都结伴在这里做作业。暑假里，我们相约一起做同样的作业，遇到疑难问题共同解决。有时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意见一致时，皆大欢喜。意见相左时就反复讨论，往往直到大家基本满意了才罢休。有时也会有争论了半天都没有眉目的情况，那就会暂时写下不同答案，到时看老师怎么评判。红星的语文作业往往很有自己的见解，与众不同。那时，语文作业往往是”造句“”连词成文“等，他总是写得形象生动，读出来让我们笑声不断。他后来到部队获得了到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做上了连队通讯干事，转业后当上了记者，后又升任兴化报社的编辑部副主任。可是，就在正打算继续提拔的时候，不幸降临了，四十岁不到就罹患肝癌，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
我们几个同学在门堂子里还经常练习毛笔字，我喜欢楷书和隶书，父亲有时就做我们的指导老师，他对我们几个人的字都有恰到好处的指点。我们的书法都在不同程度的进步着，父亲逢人便夸，我们也很得意。于是，就有展览的欲望。不久，焦糊斑驳的墙壁四周挂满了我们的”作品“，这可真的有种蓬荜生辉的感觉。尽管我们的字写得还不怎么样，但在那时，我们很有成就感。遒劲有力，龙飞凤舞，飘逸俊秀，这些词儿还称不上，可也常常引来好多乡邻驻足观赏。因此，在班上，我们几个的毛笔字算是上乘的。 有时，晚上，我们就睡在门堂子南边靠墙的临时搭的床上，谈天说地，谈昨天，谈今天，更会谈到明天，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一睁眼，太阳已经八丈高了。
遗憾的是1973年家里出了一件麻烦的大事，主屋被掀了，门堂子也未幸免。后来我家辗转在其他人家的房子里寄居，偶尔我会来到老屋看看，那种破败的惨相，真是不忍目睹。在巷子上，仰头看看，残破的屋面上瓦楞间的瓦松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悲凉和无奈。门堂子大门已经只剩大半边挂着，虚掩着。走进去，天井里西南方的一棵泡桐树，还在寂寞地生长着。不过，它的粗壮的根部，还有许多碎砖瓦瓷等与它作伴，主人好多年也没有料理它，可它仍在顽强地长高长壮，伸出的枝桠仿佛在庇护着遭受劫难的房子，多少还给人传递出些许希望。
我二十岁时改建房子，为了扩大天井的面积，把门堂子拆了。
现在，面对比原来宽敞的天井，不时还会想到曾经存在的门堂子，回味在门堂子里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