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案二审答辩状
损害赔偿案二审答辩状1
答辩 人：吴*******，男，xxx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xx桃江县人，个体，住xx楼区八字门村。
被答辩人：王 ***，女，xxx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xx市人，个体，住xx市********5-2房。
因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缺乏依据，“显属无据乱判”。答辩人认为这是上诉人极不负责任的说法。
一、为证明上诉人纠集人员打人砸店，答辩人提供了方******、刘*****的证词，一审法院还做有庭外调查。答辩人并不是直接租赁刘****的门面，而是使用刘*****租赁户分割出来的一门面经营。即使当时与刘*****是直接的出租方与租赁方的关系，但也并不能说明刘与答辩人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其它的利害关系。刘的门面在当地是旺铺，也没有任何其它的事由要讨好答辩人而为答辩人出具伪证，本案与刘*****无任何利害关系。所以刘的证词应当采信。至于上诉人提出刘****证词的时间存在问题，答辩人认为，这是属于明显的笔误。方*****当时确实是答辩人的员工。但打人砸店的事出现后，答辩人并停止了营业，方*******也离开了店子。方*******是本地人，而答辩人是外地人。方*****没有理由要讨好答辩人，在大是大非上冒着风险为答辩人出具伪证。另外，一审法院为慎重起见，还特地去现场查看、调查。很多知情人畏惧上诉人在本地的势力，不敢出面作证，就连刘后来也不敢在法官的问话笔录上签字。
二、在上诉人纠集人员打人砸店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上，答辩人提供了包括砸坏的厨柜样品、传真机等物品的公证机关的公证书及其拍摄的图片;一审法院在庭审后也查看了现场;砸坏的手机也当庭出示。厨柜的发票确实是答辩人在事后向厂家索要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厨柜的出厂价格，但发货单却是事前就具有的。至于手机，应当说是由黄****使用的，并非是黄****所有。黄***是答辩人的员工，为了业务上的方便，由答辩人为黄****购买，黄****仅仅具有使用权。如果黄****享有手机的所有权，答辩人当然不会为手机的毁坏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正因为如此，答辩人没有向法庭出示黄***受伤的法医鉴定，就黄****受伤一事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手机是完全毁坏，在庭审时已出示过，上诉人当时对此并无异议。
三、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曾要求xx市公安局站前派出所调解处理未果，’却没提供公安机关曾受理调解此案的证明。”答辩人认为，未提供相应的证明，并不等于该派出所未曾调解。事实上，双方都去过该派出所接受调解，只是调解未果。答辩人及一审法院都去过该派出所索要调查笔录，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只是称参加主持调解已经离开的另一名实习生不知放在哪里为由而没能提供。
事实上，上诉人给答辩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一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打人砸店后，造成答辩人门面停业，由此产生的答辩人的误工费、租赁金、订购方的退单，一审法院一概未予认定。但是答辩人并未上诉，是不想造成讼累，以息事宁人。料不想侵害人反倒上诉，无理诡辩。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主持正义，维持原判。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年 月 日
损害赔偿案二审答辩状2
答辩人：倪xx，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系杭州市下城区××客运社业主。
答辩人现就上诉人的上诉观点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首先，答辩人认为，本案是一起受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事案件，一审判决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都完全合法，并不存在着上诉人所述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错误。
下面，就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三点理由，逐一答辩如下：
一、关于勾某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否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以及是否与其履行职务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
上诉人认为，犯罪分子的杀人行为与其履行职务行为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甚至认为，“勾海峰的侵权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至少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在上诉状第3页第3行)。
答辩人认为，上诉人观点完全不能成立。
第一，勾某的侵权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上诉状称“勾海峰的侵权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这种观点不仅让法律人吃惊，更让整个出租车行业乃至整个社会震惊。
因为，勾某的侵权行为表现为行凶杀人，而其履行职务行为只能是运送顾客，作为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的经营活动也只能是运送顾客。如果说出租车驾驶员剥夺他人生命这种犯罪行为被理解为是出租车驾驶员典型的职务行为，那么，岂不意味着杀人行为也被当然地包含在出租车司机的职务工作之中了吗。显然，这种观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更言之，勾某杀人的侵权行为不可能成为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
第二，勾某的杀人行为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不存在内在联系。上诉人所说的“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也并非法律(司法解释第九条)所界定的“内在联系”。
所谓的内在联系，是指事物之间的必然的、本质的、规律性、固有的联系，而非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联系。答辩人承认本案凶手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行为有一种外在的、偶然的、事实上的联系，但绝不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
通俗一点讲，勾某作为驾驶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就是驾驶出租车运送旅客，该行为与其杀人的侵权行为之间，难道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或者说本质的、规律性的、必然的联系吗?!若果真如此，还有谁敢坐车?谁敢开车?谁敢雇佣驾驶员?!这是从普遍意义上看。
再从本案的事实看，勾某杀人、盗窃的行为与其履行开车送客的职务行为之间何来本质的、必然的、规律性、固有的联系?!受害人遇害既非勾某车辆故障所致，也非车祸意外所致，也非为车主牟利所致，更不是为了完成其雇佣活动的客观需要所致，而是纯粹的勾某个人的杀人、盗窃的犯罪故意所导致的，除了与其履行职务行为的时间、地点巧合外，并无彼此间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