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开始，大家都在大谈特谈道德沦丧、道德沙漠化、道德滑坡等问题，放眼望去，尽是一派悲观激愤的论调。经历了一次次诸如“瘦肉精”、“有色馒头”、“药家鑫案件”等道德危机，我们开始对当下的道德困境产生恐慌，试图找出一剂良方填补当下的道德缺失。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道德的最大困境不在于现状，而在于立足点。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道德水准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维系的，几乎所有人虔诚地相信上帝，必须按上帝的旨意去成为善良的人。即使在基督教产生之前，也存在泛神论的原始宗教支撑着社会的道德体系。但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扎根于血缘关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观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儒家哲学体系的最高道德范畴——仁——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相提并论，并要求人们从“亲亲”关系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泛爱众”，最终达到仁德之境。至于这样推己及人的内在依据，儒家归之于“礼”。合乎“礼”，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这个看似实用的体系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评价标准不是主观的情感倾向，而是冷冰冰的所谓的“礼”。一个道德的人可以没有道德情感，只需行动合乎外在的评价标准——“礼”即可。这应是当下道德危机加深的根源所在。
我想孔子的本意绝非如此。孔子是极重视人的真情实感的。他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但问题何来呢？应是自董仲舒拿儒学与政治做的那场交易伊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让儒学从此成为“显学”，也同时令儒家的伦理体系慢慢变质。当一种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之时，其原本的“软约束”必须成为“硬规矩”。但问题恰恰在于，道德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在的情感自觉而非外在的规范约束，道德向来是不可以被强制的。是否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是一种个人自觉、自由的选择，我们不能既不道德，也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