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的那些名言
1、农民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个体自身的历史，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他们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的地盘，后院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的历史就是稻子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它产生了一种农业文明特有的语言：抒情。面对这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他们沉思默想、一唱三叹、同义反复。
2、农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之间的敌意、冲突和暧昧的纠葛，作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主题，正是建立在城市功能变化的前提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传统农民的身份变化基础上的。
3、实用主义由此而诞生。实用主义的结果是，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还套上了一件具有普遍性的公允、合法的外衣。
4、在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还有一些特例需要交代。我指的是一种没有过渡状态的突发事件。殖民地香港就是一个代表。在一个前农业文明的孤岛上，突然开始了现代化和都市化。它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孤岛进行突击清场，让舶来的工业产品迅速占领市场，或者将农副产品变成商品，在每一粒大米上都刻上经纪人的名字。
5、中国传统都市（市镇）文化的代表是庙会，进而是由庙会演化而来的农贸市场。但庙会和农贸市场都不是上海的特点。上海的城隍庙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噱头。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是徐家汇和外滩一带。徐家汇是指挥中心，外滩是前沿阵地。徐家汇是文化批发中心，外滩是文化展览馆。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农业文明的色彩，而是西方文明的翻版。
6、在诸多对话语的类型中，最令人震惊的正是上文提到的那种挪到了“广场”狂欢场面中的“边沿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这类对话类型，可以说是世界文学中绝妙的精品。
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理想与古俄罗斯的审美理想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他把道德、理想和美置于并列的地位，其道德典范是基督精神，最高理想是使“爱的天国”成为现实。
8、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大致有以下三类：第一，犹太先知和启示录的乌托邦；第二，基督教乌托邦；第三，16至18世纪以来的现代乌托邦。前两者为伦理——宗教性乌托邦，后者为伦理——社会性乌托邦。第一种和第三种乌托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构想了一个世俗王国，并试图借助个体之外的力量（神性的英雄和社会集团）来实施。它们都忽略了作为乌托邦王国的社会性和乌托邦理想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而基督教乌托邦认为，这种王国不应由外在力量的干预来建立，而应通过人类个体逐步地“内心圣洁化”来实现（即人神意志的合一）。这既是一种审美的精神状态，又是一种社会化理想。
9、内心希望的表层那多彩多姿的苦难生活，是通过一群各不相同的囚犯形象而展现的。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陀氏的倾向性通过对人物的刻画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们很难想象，杰符什金、戈略德金、奥尔狄诺夫这一类人会被镣铐送往监狱；他们尽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心灵的痛苦冲突，但他们渺小得像“抹布”，软弱得像“虫豸”，他们没有任何勇气去触犯法律。
10、在世纪之交那大动荡的年代里，“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能做到不鼠目寸光，不为一时的现实功利所动，甚至不惜被流放，而执着于对俄罗斯的正义、灵魂获救等问题进行探索。这与他们十九世纪前辈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息息相关的。
11、必须正确地认识到，“白银时代”文学的独特形式，并不是一种盲目借鉴过来的东西，也不是作家故弄玄虚的结果。它与十九世纪的文学和世纪之交的革命运动有相通之处，即带有浪漫色彩。区别在于，十九世纪文学的浪漫在本质上是带有伦理色彩的“感伤主义”；革命运动的浪漫，是一种行动的狂躁症和毁灭的激情；而“白银时代”文学的浪漫，是一种精神结构深层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12、东方古代城市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结构（以北京、西安、沈阳为代表）。它们成棋盘格式（或井田式）分布，街道笔直，便于皇室马车经过，也便于大内侦探工作。城市中央就是皇宫和中心广场。这种广场与自由贸易毫不相干。它不是供自由交易的集市或者庙会，而是阅兵的地方。
13、传统价值观一直制约着中国城市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左右着中国的城市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当代。
14、自由城市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真正的自由城市是经济的而非军事的；是商业的而非农业的；是市民（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翁）而非贵族（财主）或农民的；是商肆、街道、石头和水泥，而非草地和泥土。
15、中国的传统城市，就是这样一些城堡。尽管它也有商品交换设施，但那是附属的，属于后勤部门和军需官的领地。
16、俄罗斯知识分子拒绝与任何形式的权力（教会的、国家的等）合作。他们把对人的爱看得比所谓的社会正义要高。一旦那些所谓的正义违背了爱的原则，那么，无论你多么有道理、多么有意义、多么辩证，他们也会毅然地与之决裂。
17、我们当然可以笼统地说，“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全盘地继承了上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的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没有变化的是，知识分子依然在沙俄帝国权力和老百姓自发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下生存。这里的“老百姓”由原来信仰上帝甘作奴隶的农民，变成了只认金钱和“日常生活”的市民了。
18、文学从来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的“晴雨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白银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哲学和思想问题的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