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们搬家了，离开了世代祖居的小山村，搬到了五光十色的县城；告别了低矮狭小的平房，搬进了高大明亮的楼房。
搬家，谓之乔迁，乔迁亦谓之一喜。但是，这次搬家，除了感受到家的方位和家的大小有了变化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喜的感觉。而且，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却一直喜不起来。城里有什么好，农村有什么不好，楼房有什么好，平房有什么不好，我真的说不出来。
其实，搬家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是，“一辈子不修工不盖房，落个自在王。”盖房搬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折射人生的况味。屈指算来，我至少有三次搬家的经历，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了。虽然都是搬家，但背景不同，条件不同，经过也不同，感觉自然也就不会一样。
第一次搬家，是在我当婚的那一年。守寡的母亲为了不让我打光棍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砖厂拣砖头，还到处磕头作揖地东借西凑，到头来总算盖起三间小出檐儿的砖头瓦房。搬家的那一天，街坊四邻都来了。婶子大娘，哥嫂叔伯，还有一帮儿小伙计，挤满了一屋子。那天，我从未见过母亲那么大方，从代销店里赊了两瓶酒，撮了一簸箕带皮的花生，犒劳帮忙盖房的亲人。等到月亮偏西的时候，母亲却念起了苦书，从小没了父母，三十多点儿守寡，倒不清的苦水。母亲哭，我也哭，娘儿俩哭成了泪人。等乡亲们好说歹说，才算有了头。这次搬家，我刻骨铭心，真正感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难，什么是恩什么是德。
第二次搬家，是我婚后有了孩子。母亲渐老，孩子见大，风箱灶台，家三货四，实在下不去脚了。母亲把我们两口子叫到身边，再次合计盖房的事儿。这次虽然没有第一次那么难，但也是平地里起鼓堆儿，何况父亲的棺材账还趴在大队的桌子上。唯一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家立业了。母亲看护着孩子，我们两口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拉石头垫土，垒垒抹抹的。小活儿自己干，起墙架檩的大活儿，请乡亲们帮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盖起了五间新瓦房。搬家的那一天，我简单地摆了两桌饭，妻子变着法地做了几个小菜，请乡亲们喝了几杯酒，聊表心中的敬意。母亲边拾掇边笑，但那个笑比哭还难受，噙满的泪花始终在眼里打转而没有掉下来。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搬进新房，好长时间没有垒上院墙，非常敞亮。即使后来有了院墙，也是柴门大开。南来北往的，下地干活儿的，串门儿借家什儿的，都愿意在我家或落脚，或磕牙或打个转儿。到了晚上，更是热闹。乡亲们聊起《三国》，诸葛亮简直成了神仙。侃起《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比单田芳说的还形象。讲《封神榜》的故事，总是一套一套的。虽然我们两口子都在单位上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吃“官饭”的人。白天，母亲陪他们打哈哈，晚上我还和他们甩一把。天天如此，习惯而又幸福。假如有一天串门来人少了，心里还挺难受，非常憋闷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