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贵真幸福散文
老贵，本来姓张，单位或是熟识他的人都称他老贵。因他名字里有“贵”字，大伙儿掐姓去尾，用老“贵”表达着亲昵。记得刚入学，老师就讲，不能给人起绰号，那样不礼貌。而今，生活了半辈子，才发觉被别人叫外号，或者叫别人外号，透着股说不出的亲切劲儿，感觉格外热乎，你说怪不怪。不过严格地说，老贵这个名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号，尽管如此，听到老贵这个名字，似乎还是能想到喊他的人，挤眉弄眼、嬉皮笑脸，没个正形。不知怎的，我倒希望叫他老“鬼”，而不是老贵。
我真正注意到老贵，是我换了办公室。我在四楼，他在三楼，三楼和四楼中间截取一段，成了办公楼大厅的一部分，所以，每天早上老贵提着拖把，拿着抹布到卫生间洗涮，我常能看见。需要补充一下，卫生间在楼道的西头，我和老贵的办公室都在东侧，而我的办公室又在靠大厅的边上，所以上班一开门，眼睛随便地向大厅方向一瞟，总能看见老贵提着拖布从卫生间回来的身影或是到卫生间方向的背影。
我之所以提起老贵提着拖把打扫卫生这件事，和自己的心思有点关系。说年龄，我是四十大几，老贵五十出头。而他是“老相公”（乡间俚语：指在社会上地位低、没身份）。我也是“平头百姓”。我的热情，像快要熄灭的火焰，忽闪忽闪，而老贵依然热血沸腾，阳光，活力，跟年轻人一样。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现如今，工薪阶层，体现身份的就是级别，不管你学历高低，能力大小，一切都要在级别这儿低头哈腰，你有再高的修养和境界，没级别，人们看你的眼神，如六月的天，捉摸不定。所以不管是谁，到这一关，大都得乖乖的俯首称臣。或者是冲着工资多几百元钱，或者是冲着发展空间会更宽，等等。不过大多看的不是几百元钱，除非是像老贵这样，快退居二线的人。在逼仄房子里呆久了，谁不想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种按捺不住、望眼欲穿的躁动劲儿，极像吵闹着、哭喊着挤火车逃避战乱的贵妇，原本精致的装束、精雕的化妆，在嘈杂鼎沸的喊叫、摩肩擦踵的拥挤中，衣服挤得皱巴巴，卷发变成燃着的火焰，脸上的脂、粉胡搅在一起。颜面尽失，尊严皆无。但是一旦到了目的地，长出一口气，定定神，抻抻衣服，隆隆头发，把腰际一扭，一股春风已然拂面而来。
因为级别没上去，干活儿没精神，见人也蔫了吧唧的，一副让上帝都要掉眼泪的样子。我在这儿憋着屈，老贵那里却“也无风雨也无晴”。放着科室里俩年轻人，还是警花，他却每天提着拖布打扫办公室，而且是早早就到。老贵，何必呢？
换了我，完全可以倚老卖老，还干个什么劲儿？五十几岁的人，给两个年轻人打扫，不管怎样看，我都觉得老贵傻。现在这社会，像老贵这种傻劲儿，哪里还有市场？不是当兵那会儿“学雷锋”的劲儿，到现在还没散去吧！你说，老贵这股劲儿，该算一种境界，还是笑话呢？
一次交谈，关于教育孩子的话题，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甚至让家有教师的我无地自容。听老贵介绍，有两个孩子，大的20来岁，因为他年轻时，经常忙，心思、方法都没有用到，孩子书没读成什么样子，现在在一个地方打工。大儿子尽管书没读成，可很懂礼貌，家务活十来岁就开始了，做饭、洗碗、洗衣服什么都干。听到这儿，我想到我的儿子，高中一年级了，连自己的袜子都不洗，很觉汗颜。老贵初中毕业，字肯定没我认的多，讲“洋话”——就是大道理的话，他不见得会说多少，可在教育孩子上明显高明于我。老贵说，他俩孩子，从小就教育他们做家务、懂礼貌，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见了乞讨的，让孩子拿钱送过去。这些看来有点儿“小儿科”，他却做的很用心，很踏实，而且从他和儿子无话不谈的“交情”来看，他的办法确实奏效。
老贵的小儿子在上初中二年级，有一次老贵让我看了二儿子小学五年级的一篇作文，关于写家乡的文章，听老贵介绍，儿子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在网上收集资料，构思琢磨好几天。文章写得很好，是我见过的同龄孩子里，写得最精致的一个，可以想到孩子用功之勤。而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老贵的言传身教，老贵教育孩子话不多，不漂亮，但很有力，入木三分：我花钱供你上学，你不好好学，就是浪费你爹的钱。儿子确实争气，初二期末考试又拿了个第一，老师赞扬、同学敬佩，听老贵说，儿子的同学见了老贵就说，叔叔，张科学习，我们比不过，玩也玩不过他，听老贵介绍，老贵有时还陪孩子玩，老贵说，要走进孩子的世界。这话漂亮！
从老贵的话里，我能感觉到他小儿子的上进。儿子能有这样的势头，老贵颇感欣慰，不过老贵并不会用欣慰这个词，只是说，儿子还行。对小儿子，他寄着厚望。
今晚他在值班，当我在电脑上敲着关于他的文字时，耳边不时传来他高亢的歌声，像他的为人一样厚实。老贵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2009年在广场的一次执勤，因为下雨，勤务撤销，我和其他几个人胡乱挤到一辆面的警车上，车上，张主任“老贵老贵”的叫着，开着玩笑。一个开车的，说话略显迟缓的男子引起我的注意，呵呵的憨笑着，不时的在张主任的玩笑上再自嘲一把，顿时沉闷的车里有微风吹进来，让人神清气爽。仅仅觉着这人有趣，之后远远见着，只是打个招呼，贴近的话从没有说过。按习惯判断，我和他，一文一武，不是同路。
2011年的一天上午，张主任打电话，局长让赶快去医院，老贵病倒在岗位上了，了解一下，写篇稿子，我因为其他事情耽搁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张主任安排我去找苗所长了解情况，这样我没见到病床上的老贵。稿子写完后，修改了几遍发到了警方周刊，编辑问道，老贵有什么省级荣誉没有，我四处打听了解，连一个市级的都没有。我意识到，稿子可能要夭折了，我还是怀着期待的心情等啊等，每期警方周刊一下来，我就像寻食的野猪，把头扎在报纸里，一页一页，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看，唯恐漏掉丁点，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眼看就要年关了，报纸上都准备新春方面的内容了，我终于没有看到老贵的文章，只能慢慢稀释满心欢喜之后的无奈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