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之前，我没有坐过火车，当时羡慕得要命，总觉得坐在墨绿色的车厢里任意驰骋，是一件很神气很骄傲的事情，不免偷偷地想，有一天我也要坐上火车去我想去的地方，尽管那个地方很遥远很陌生又几近模糊，那我也不怕，只要能坐上火车，就说明我长大了。大人是有主见的，即使迷失了想去的地方，也会找到回家的路。
在十三岁那年，春节将至，妈妈把我和姐叫到跟前，拽拽衣襟，拍拍灰尘，郑重地对我们说，“你俩也长大了，总该出去见见世面，要不下半年上高中也要来回跑。”模糊的感觉，妈妈是有重要的话还没说。果然，一声叹息之后又接着说：“去看看你们的大伯吧，这些年了，也该认认门了，你俩毕竟是老赵家的人。”我的心一沉，姐也显得很迷茫。相见还是不见？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结，我不知道妈妈为何会有这样的打算？
毕竟我们还小，母命难违。妈妈递给姐五元钱，那时去往县城的火车票才七角钱，也就是我们俩往返才两元八角。姐比我年长俩岁，虽说长得比我小，但做事心里有数，家里有什么跑腿学舌买油盐酱醋之类的事都是姐去做，妈妈常说我心大，把自己经管好就不差啥了，我也懒得争抢，就知道没心没肺地玩耍。偷着掰掰手指算一下，还剩两元两角。县城一定有很多好东西，也不知道姐怎样安排这两元两角钱。妈妈把详细的地址告诉了姐姐，并让姐领着我。
这是一场梦寐以求的出行，只是有些压抑与沉重。妈妈把我俩送到车站，没有过多的嘱咐，妈妈也显得异常沉默，可能她觉得我们俩能胜任这件事情。火车缓缓地开来，是无数遍看到的样子，墨绿的车厢，永远充满诱惑力的窗口。转眼，我就被第一次坐上火车的欣喜而包围，姐郑重其事地拉着我，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出于淘气和好奇，我急不可待地用哈气吹开玻璃窗上刷白的霜，想看看我的小镇在火车上看是什么样子，在那个小小的圆洞里延伸的小路上，我只看到了妈妈形单影只的背影，回家的路并不远，妈走得极其缓慢。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喉咙像塞满了棉花，有些堵得慌。
说起我的身世，一言难尽。在小镇的一个村庄，妈妈生下了姐姐和我。妈妈本是辽宁人，经亲戚介绍嫁给了老实巴交、心灵手巧的黑龙江的爸爸。爸爸和爷爷生活在一起，里里外外的活都做得像样，妈妈在姥姥家是老姑娘，也不会做什么，自从我们姐妹俩出生，就精心地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日子殷实平和，幸福安康。这样的日子没走出多远，不幸降临了。爸爸得了尿毒症，没多久就撒手人寰。当时姐五岁，我三岁，还不懂得悲伤，可是妈妈却承受了三个人的痛。爷爷被大伯接到了县城并变卖了家里杂物房屋，从此没有音信往来。妈领着我们俩举目无亲，又无主意。姥姥姥爷早已过世，回老家也无意义了。后来，经村里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爸爸，无可选择。我们有了归处，所幸的是，除了贫穷，父亲是个善良的人。
关于我的生父，妈妈虽然不常提起，但只言片语的陈年旧事，足以证明她的怀念。爷爷与伯父，毕竟是我俩血脉相承的根，不见与不问，并不说明都已舍弃和忘却。我们懂事的时候，偶尔有县城捎来的口信，伯父打听我们过得如何？那些年来自亲情的关爱也就如此，对于我们，可能谈不上难过，可是对于母亲的内心，是一种愤懑与伤痛，艰苦的生活与孤苦的内心，没人理解。
我们不知道妈妈是怀着怎样心情打发我们去伯父家的。那个冬天雪很大，很冷。我像出笼的鸟，张望着窗外的风景。透过那拳头大小的透明的玻璃窗，一闪而过的，是一排排挺直的，没有生命特征的，干裂而枯瘦的杨树。偶尔有一群麻雀在树木间嬉闹跳窜，就像在家里后院觅食的麻雀一样，欢欢喜喜中有着一份生的艰难。透过这一丛树木，就是低矮破旧的村庄，被一层皑皑的白雪覆盖着，那寥寥的炊烟，稀疏的行人，很能够证明也足以证明，在这寒冷的冬天，如果没有要紧的事，乡亲是很少出门的。火车以它一贯的磅礴的气势驶出了小镇，接下来是一片荒芜的寂寥的雪白的田野，我不知道距离那个无数次想象中的高楼林立的县城还有多远？还有那个陌生的又充满期待的伯父的家，能否找到？能否有一份亲情的温暖从此开始蔓延？我茫茫然地静静地坐着，不禁回头看了一眼姐姐。姐姐仍是那种一贯的安静。
随着缓缓的人流下了火车。没有太多的惊奇，和我无数中想象的样子相差无几，雪是一样的白，只有临街，才是错落有致的高楼，只是琳琅满目的店铺多了一些，人比较稠密一些，我们行至其中，对这些景致走马观花一样。那是个午后，我被姐领着，左转右转，来到一片红砖泥瓦的家属房前，姐说，这是政府家属房，大伯家就在这一片住。看得出，尽管是那种最古朴的连脊房，但整洁干净，家家的院落规矩得很。
循着妈给的地址，我俩忐忑地推开了一扇虚掩的房门，屋子很狭小，一个小姑娘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这个小姑娘像极了照片上的大伯。我们六目相对，竟都没有找到相当的话，然后我问：“认得我们吗？”小姑娘有点害羞似的点点头并说：“我知道，是镇上的大姐，二姐。”一切顺理成章，我们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放松的说笑，亲情和友谊，在慢慢地走进我们的内心。
伯父有些老了，伯母我们也是第一次相见。没有过多的嘘寒问暖，也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热情，平常淡漠，他们之间交谈着工作上的事，我们只是和小妹妹说着无关紧要的话，那一天，竟那么强烈地觉得，没有语言的沟通，是那么的寂寞。
伯父没问我们过得好不好，也没有问学习如何，只是做了几道在我们看来很奢侈的菜。可能从我们简朴的衣着上，从还算还没有露出脚趾的棉布鞋上，看出了我们生活的窘迫。
夜深了，逐渐有匀称的呼吸声，弥漫在那个小屋子里。我瞪着一双眼睛，实在难以入睡，这么多年没离开过家，又是在阔别十年的伯父家里，有种莫名的想念和惆怅。不敢翻来覆去地转身，多亏是黑夜，看不到我怅惘的情绪。在沉沉的夜里，我听到了低低的声音：“是你让她俩来的吗？”显然是伯母的声音。“不是我让来的”“那他们怎么能找到？”“听老乡说的呗”“我可和你说，咱家老二也要上高中了，家里可没闲钱和地方。”“行了，行了，知道了。”大伯显得有点不耐烦了。谈话没有再继续。原来，我们话语的疏淡，并不是时间造成的隔阂，而是我俩竟让人如此的害怕。我恍然大悟，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闷的感觉。
临近年关，这个家属区里异常热闹，一辆大车在挨家分水果，这是县委机关对职工的福利待遇。伯父家也分了几箩筐苹果，橘子，鸭梨，很喜庆热闹的气氛。我们决定要走了，伯母给我们捡了一些看起来不太好看的水果让我拿着，姐没让我接，她说；“过年的时候妈妈会买的。”我看到姐姐严肃的表情，没接。说实话，我也没想接。
腊月的天气，透骨的冷。姐拉着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姐说，“还有两块两毛钱，咱就买几斤冻梨吧。”然后又美滋滋地掏出一把零钱，大概有十元左右。“这是一分一毛攒下的零用钱，到了县城，可要派上用场了。”姐诡秘地对我说。我真是羡慕得眼睛发蓝，只好尾随其后。姐说：“我用这钱买个饭盒和饭勺，下学期上高中的时候，就不用咱妈买了。”我俩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逗留着、挑选着。
在寒冷的冬天，也有阳光温润的时候，我和姐姐拉着手，她一手拎着饭盒叮当地响着，我一手拎着冻梨快乐地笑着，冬天的阳光，照在我们单薄的身上，居然很暖和，幸福竟是这样简单。我俩高高兴兴地向车站走去。当然，我们能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