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朝向现象本身”。在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其中具有“‘双师型’教师”标贴或称号(being)的人员都要经历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一个过程。针对苏南某（些）职业学校的实地研究表明：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下，职业学校教师达成“双师型”教师的过程容易成为“拥有双证书”这样的“纸上文章”，并与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相去甚远。
关键词：“双师型”教师；职业学校；实地研究
一、为何及如何进入实地的研究提示
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靠教师。“教师作为一门专业”，这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的提法，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共认。应当说，在现代社会，教师作为一门专业，既有社会专业分工的要求，又有工业技术隐喻的“殖民”。所谓工业技术的隐喻，指人们对可操控的物化世界的分解总是基于分解后各个部分（或领域）具有彼此可以区分开来的技术手段与要求，而“殖民”表现为将这种首先作用于物化世界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探求倾向，“主动”延伸到作用于社会或人化的世界中来。虽然人文学者们常常会对此表现出审慎或批判的态度，尤其物化分解适用于人（包括教师）的行为（对教师来讲，即教育教学行为）时更是如此，但作为一种需要反思却难以阻挡的趋势，一切专业化所要求的标准化无疑在推动当今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界对职业学校教师标准问题的探讨。可对照起来，在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界，人们对职业学校教师标准问题的探讨，却大多基于对“如何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问题的延伸。这些研究和探索促进了职教教师理论的发展，拓宽了人们对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及素质（或素养）的认识。但在围绕这一概念的研究与探索至目前已建构出复杂的多义语境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三重三轻”现象：一是重的是结果，轻的是过程（即关注教师是否是（being）“双师型”教师，如有没有“双证”或“双职称”，而不是重视其如何成为(becoming)“双师型”教师）；二是重的是职前培养，轻的是职后培训（即对职业教师有“毕其功于职教师范培养一役”的想法，而对其任职其间通过各类培训、自我提升等方式使其再社会化重视不够）：三是重的是外部要求，轻的是内部发展（即多的是行政提要求，学校提目标，研究人员提“建议”，而职业学校教师似乎“无话可说”）。
上述“三轻”的表现无疑使已有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在“朝向现象本身”的真实旨趣上大打折扣，因而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愿”就难免变成“某种误导”。而要克服这“三轻”就必须在研究中“让‘双师型’教师自己说话”。要能把他们的话听真切，并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社会人类学倡导的实地研究应当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研究策略。所谓实地研究，大体是指研究者在调查对象所在处直接搜集社会资料而进行的研究，又称现场研究或田野工作。从方法来讲，实地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个案研究法和访问法，其中以参与观察法运用最多。从步骤来讲，大致分为六步：一是确定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二是取得进入现场的资格；三是进入现场并和当地居民建立友好关系；四是搜集资料；五是分析资料；六是撰写研究报告。与其他研究方式相比较，实地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能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研究正在发生的现象或行为，以及这些现象或行为发生时的特殊环境和气氛；其次，它是在一个自然环境里研究人们的行为，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再次，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者更能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情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比较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他们的行为；再次，对于非语言行为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作用；最后，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细致、纵深的考察，从而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和规律。
笔者对苏南某职业学校进行实地研究的便利条件，是缘于四年前参与了由该校组办的一次科研活动。正是通过这次活动，笔者结识了该校作为中层干部的科研工作负责人。之后彼此多有交往，以至于彼此可以真正发自内心地以朋友相称。可对于笔者来说，要说明“如何进入实地”远比说明“为何进入实地”困难得多。不只是研究经费的限制，也不只是对常赴研究对象生活地收集信息，而导致生活习惯不适应的恐惧，而主要是笔者作为中国社会“单位人”的研究者在研究其他“单位”的“单位人”时，能否做到尽可能独立、真实、全面地呈现“自己（个人）认可”而非“单位（集体）认可”的信息与资料。更坦率地说，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之所以愿意“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往往不时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基于对研究者本人近乎友谊式的信任，他们愿意说；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单位利益影响到自己个人利益的考量，他们又不愿意多说。对于前者，他们相信研究者所陈述的“研究必须基于事实才会有价值”的研究信念，他们表示“因为与自身真实的教育生活距离太远，很少有关于职教研究的是他们所愿意读到的”；对于后者，他们认为“说好的方面还行，说不好的方面容易招惹是非或不必要的'麻烦。”我相信，将发端并发达于西方学界（包括教育研究界）的实地研究方法，移植到我们中国本土时，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矛盾。这种研究的客观性与伦理性的矛盾，常常为我们的教育研究者所忽略。为避免“对号入座”给研究对象带来预计的种种不便，笔者只得将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实地”及“个体教师”做适当的匿名处理。
二、成为“双师型”教师的三个个案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在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其中具有“‘双师型’教师”标贴或称号(being)的人员都要经历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这样一个具有或长或短的时间过程。这一假设的提出是基于四点现实的认识：一是我国对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的管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是相同的，即都要拥有教师资格证；二是我国职业学校任课教师大致分为文化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上岗之前，前者往往是普通师范培养的文科或理科师范生，后者往往是（职业）技术（或工程）师范培养的工科师范生；三是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兴起较晚，现代企（行）业制度至目前仍显不够健全，加之，近二十年来在办职业学校的管理体制上企（行）业的缺位，使职业学校教师获得相关企（行）业经验变成长期难解的“瓶颈”问题；四是我国人力资源跨行业流动总是缺乏支持性力量，这其中既有“干一行爱一行”这种鼓励终身从事某种职业的道德训戒的舆论影响，又有因人口众多而导致“僧多粥少”岗位不足的现实无奈。如果对这四点能达成基本的认同，那么不管如何定义“‘双师型’教师”，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职业学校教师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应当是在职业学校工作之后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角色转变。那么，他们是怎么完成这一转变的？这是笔者对下列作为个案的三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下面除了简要的介绍部分，尽量以被访教师自己的话来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