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的产生与民俗的形成
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方言的形式出现并使用的。最初语言的出现是同一集团的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为统一行动发出的声音。其通行区域只在一个集团的内部，超出这个范围便不能交际或达不到交际的目的与效果，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对国家或民族而言是一种方言，所以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自古有之。因此，方言自身的魅力在于它是某个地域所专有的，只反映本地区所特有的历史、习俗、文化内涵。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又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某个地域的方言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该地区的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俗语中，这也就是说，方言词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俗现象。例如，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青岛地区称为“连襟”，而天津人叫“一担儿挑”。可见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民俗，就是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创造、传承、相沿而成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差异很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或约定俗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与惯例规矩，从而形了风格迥异又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一般而言，民俗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社会各领域中不断传承，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作为语言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联系。可见民俗周圈与方言使用区域在地域上虽然不是完全重合，但两者是有相交部分的。所以，说同一种方言话语的人，在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一致之处。我国自古就对民俗和方言的关系有所阐述，如《吕氏春秋·贵直论三·知化》中伍子胥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所谓“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正揭示了方言与民俗的关系，说明民风民俗是否相同与方言话语是否相通是可以互为条件的。因此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和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二、方言文化与民俗旅游的关系
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和特定的方言词汇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基础，也就是地域与居民。由于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习惯的方言，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无论哪一种民俗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不同地域的民俗事象必然是通过该地区特有的方言词汇表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民俗显露出来并且与方言一样，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从这一方面来说，方言可以称之为民俗的化石。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人生礼仪、岁时年节、饮食服饰、宗教信仰等民俗的传承与演绎，始终离不开语言，离不开特定的方言。方言在许多方面，都体现着某一地区的民俗特点，它与民俗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方言对民俗的发生、流布产生了影响，反映并制约该地区各种民俗的形成和传承过程。语言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决定了语言与城市旅游文化发展、建设的相互依赖性。方言土语正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表征之一，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民俗文化的社会性、稳定性、传播性、变异性对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重要特色是以方言为载体，以民风民俗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同时成为都市的品格与象征并一起构成都市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一个地区方言的形成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历史变革等众多因素，一个地区的方言特色也就是当地民俗的演变、发展形式之一，是很有价值的旅游资源。旅游业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元素的注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旅游业更具魅力与吸引力。方言作为载体与地域文化一起构成了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各地民俗旅游文化的研究，要从最基础的方言入手。方言研究对于了解地方民俗旅游，对于真正把握各地区的旅游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层结构，都有很大的帮助。方言文化和民俗旅游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一种方言普及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它也必然活跃于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内。可以说，通过对方言文化进行分析就可以确定民俗旅游的内涵与特色。
三、天津方言对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天津有着丰富的方言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天津方言的历史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天津人操一口特殊韵味和语调的天津话，天津方言中有许多外地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学会的词汇和语调。天津方言在中国语言文化中独具魅力和特色，在语言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词汇方面，天津话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富有人情味，成为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由于天津自古是军事重地，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天津众多的居民是由退役的军人和来自各地的移民拼凑而成的。军人粗犷的性格和移民火爆的习性对后来天津民风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燕王扫北”之时，安徽一带有大批军人携带家眷来到天津守城戍边屯垦。这些军事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江淮方言便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著名语言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认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安徽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到了清代，天津仍然是淮军的大本营，从而淮军将领占据了上层社会地位，其使用的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也成为强势语言得以推广流通。天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凭借航运码头和皇城脚下的优越位置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特色。由于历史悠久，加之人杂五方，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呈现出以老城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军旅文化和以海河为中心的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风貌，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使天津的卫派文化独树一帜，得领风气之先。因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及历史变迁。天津方言中有三个字使用频率最高，最能反映卫派文化的性格，一个是“哏儿”，一个是“嘛”，一个是“了”(liǎo)。“哏儿”是天津人的语言优势，卫嘴子能说善讲，表达幽默，天津人的乐观是全国出了名的;一个是“嘛”，天津人好奇，参与意识强，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好打抱不平和见义勇为;再一个是“了”，天津人很务实，只要认准了就去“了”，了就是办，天津人很重情义二字，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脸要面。方言话语与地域文化可以突出一个地区的个性化形象，从而使该地区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彰显着天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天津方言及地域文化互为载体对中外旅游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天津民俗以方言的形式世代相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个性化特征。天津方言与丰富的天津地域文化在各个层面互相融合，构成了天津地域的特色旅游文化。例如，天津话中的“莲年有鱼”所突出的年俗文化;“枣栗子”所突出的婚俗文化;“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所突出的宗教文化。每到旧历新年天津的年味最浓，杨柳青年画《连年有余》极受人们欢迎。画面上的娃娃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因“莲”与“连”同音，“鱼”与“余”同音，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反映了津门的时事风俗。津门民间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向寝账内撒红枣、粟子和花生，这是利用“枣”谐“早”之意，“栗子”谐“立子”之意，而取‘早立子”的吉祥含意;用花生，谐“花着生孩子”的意思，表示子孙满堂，既生儿又生女。天津自古以“河海通津”而著称，当时人们为寻求神灵的保护，航海女神妈祖便应运而生。天津的天后宫在北方的沿海城市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由于天津自设卫以来，作为河海要冲的交通地位始终没变，所以几百年来妈祖文化在天津传承不断，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自元代在海河三岔口西岸建起了天津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天妃灵慈宫(后称天后宫)之后，三岔河口地区便成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至明永乐二年，在天后宫建成七十八年之后，天津才开始设卫筑城，由于天后宫建立的时间早于天津建城，从而留下了“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此后，海河沿岸天后宫一带，船只聚集，商业兴起，人民繁衍。不久以天后宫为中心，形成了天津城市最早的一条商业街——宫南、宫北大街。天后宫堪称天津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天津民间视天后为万能之神，这种信仰对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许多颇具天津特色的地方民俗，如拴娃娃的求子习俗、献船挂船的还愿习俗、出皇会的祭祀习俗等。天津方言经过长期的语言实践与文化互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亮点。天津的方言和民俗文化引起了外国以及外地游客的极大兴趣，但目前没有作为品牌进行更进一步的开发和完善。但是让天津的地域方言文化促进民俗旅游的发展尤为重要，例如构建突出天津文化旅游特色的方言旅游区既有利于保护天津的传统民俗文化又可以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而使用天津方言进行民俗文化的导游讲解则可以充分展示天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形成天津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个性特征，从而使天津的地域方言和民俗文化对天津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方言的独特韵味构成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天津的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津味儿民俗文化旅游的独特性，与其他地区旅游文化错位发展，是促进天津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整体提升天津的旅游资源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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