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进步与人类的贪婪、自私、虚荣、享乐相互交织、难以剥离，如何避免文明的奢华毁灭自然的崇高而导致的人类最大悲剧，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日趋严峻的生态困境面前，人类本能的求生欲推动人类作出理智的选择，直觉感悟的生态关怀与零散的生态思想日渐趋于自觉，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生态理论。
在关于生态危机的众多研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导致生态困境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他们指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技术异化、消费异化和不合理价值理念的社会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并将对社会的批判与对生态危机的研究相结合，为探寻解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方案与路径选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文认为，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生产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源自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所开展的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由此得出，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不只在于资本逻辑，也不只在于生产逻辑，它是在资本逻辑、生产逻辑与人的内在发展本质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的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现代人类的一种生存困境。
一、生态危机根源之资本逻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生态批判相连，认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导致当下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资本为谋取利润，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刺激消费，营造消费主义价值观，以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在资本宰制下的社会生产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并向生态环境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地超出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自然与社会间的断裂，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导致人类陷入生态困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休斯批判资本主义将人的需求降低至动物式的本能需求，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异化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莱斯批判资本营造的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高兹批判经济理性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有限资源与无限利润、有限的自然承载力与无限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冲突;柏克特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内在地包含生态矛盾;奥康纳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社会基本矛盾;福斯特和克拉克通过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生态意蕴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
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生态危机根源之生产逻辑论者坚决反对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他们指出，当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样遭受生态危机的劫难，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解救人类于生态困境。与资本逻辑相比，生产逻辑更强调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资料来源，在人类依靠消耗自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破坏。
生产逻辑论者肯定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明确了自然的基础地位，但本文认为，生产逻辑论者如果将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片面地归结为单一的生产逻辑并否定资本逻辑，将存在以下几点误区。第一，忽略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统一，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冲突必然化。马克思曾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1第二，生产论者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异化阶段所存在的矛盾冲突扩大化、永恒化。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论”，人类目前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人类处于异化的发展状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理想状态。第三，生产逻辑论者主观否定了资本对人类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虽然资本并非导致人类异化存在和陷入生态危机的唯一罪人，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却成了主要推手，资本的发展强化了人类的异化存在，恶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它对人类生态困境的出现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第四，生产逻辑论者将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关系受制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程度，在目前人类有限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并未超越人类的异化发展阶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使人类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不能将当下社会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第五，生产逻辑论者丧失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维度。乌托邦为人类超越既定的自然限度提供契机，唤醒在死寂的自然王国中沉睡的自由与创造，它使人类能够对外部世界的樊篱产生抗拒，正是乌托邦的理想维度使人类能够对外在给定的客观必然进行反思、否定与超越。正如哲学人类学家舍勒所言:“‘是人’……给这种现实回敬了一个强有力的‘非也’[Nein]。”人类正是在既定与生成、限定与超越、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下发展自身的主体性。
三、生态危机根源之人的本质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表述，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体现了人类的共性;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表述，强调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人类的个性。人的类本质创造人的现实本质并在现实本质中得以展开和实现，同时，类本质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现实本质的制约与影响;人的类本质是为人本质的前提和基础，现实本质是为人本质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人类的类本质与现实本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得以形成与发展，社会生产实践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因此，人类必然通过扩大社会生产以提高自身的活动能力、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丰富自身的活动方式。人的内在本质的发展，在其现实性上，体现为人对现有社会关系的突破、提升与扩张，目的在于占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现实发展程度最终取决于他本身占有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