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百年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发展轨迹，可以分成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设“中国文学”一科，传统私塾教科书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于是有了近代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萌芽。初创阶段，教科书编者大都是著名学者甚至是国学大师，如刘师培、吴增祺、林纾等。教科书全部是文言文，基本只是文章汇编，有少量圈点评语。
旧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文言加眉批
清末最早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署名陈东极、许朝贵编《中等国文读本》(文明书局)。清末比较有影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刘师培编的《中学文科教科书》(国学保存会)、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等。最通行的是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选文700篇，每课800字，加总评、眉批和圈点。
民国初年，改朝换代，中学语文教科书却大多承袭旧版，了无生气。谢无量编的《新制国文教本评注》(中华书局) 是当时流行最广的教科书之一，选文全是文言文。
“国文”变“国语”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中学语文教育构成重大影响，加以1922年实行“新学制”，使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文作品被大量选进中学语文教科书，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周作人的小品文、冰心的散文和小诗，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的论文和演讲。教科书名称也由原来的“国文”改成“国语”。
这时期编写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有的语体文和文言文合编，也有的分编各册。文学作品在教科书中所占比例较大。文言文与清末教科书相比，难度减轻，分量减少，但仍占全部课文的一半以上。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是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中华书局)和《新中学国语读本》(中华书局)、顾颉刚、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和《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国语读本》(中华书局)等。
“审定制”改“部编制”
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学语文教科书仍主要由民间编写、政府审查出版、学校自行选用。这时期编制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基本属于文言文和语体文混合编排，“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渐减，文言文渐增”。这时期的语文教科书，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编排，大多附有作者介绍、题解、注释和少量习题，逐渐形成现代语文教科书的编制传统。
这时期比较通行的'教科书有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和《复兴高中教科书国文》(商务印书馆)、宋文翰编的《新编初中国文》和《新编高中国文》(中华书局)、夏尊、叶圣陶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等。
抗战爆发以后，出现了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国民 党政府趁机将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改成“ 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科书。为了加强思想钳制，在教科书中编入大量“党国言论”、政界要人的文章讲话，大大削弱了国文教育。这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抵制，各大出版社纷纷重印或新出各种国文教科书。
这时期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1946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出《中等国文》(胡乔木主编)。全书原定编6册，最后编出3册。这套教科书选文以朴素平易的语体文为主，不少是宣传性的时文(如《说服群众》、《新民主主义的宪 政》和非常实用的应用文(如借条、黑板报)，古文和文学作品很少。这套课本对解放后语文课本的编制影响较大。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汉语、文学分科
建国初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大多是在老解放区教科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949年，以陕甘宁边区初高中国文教科书为蓝本，出版了《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临时教科书。1950年，中央决定成立以编写出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由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编辑了一套《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周祖谟、游国恩编辑了一套《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选文基本以白话文为主，配有大量的革命故事和配合政治宣传的时文，突出强调政治思想教育。
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新颁布的汉语、文学教学大纲，编辑出版《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和《高级中学文学课本》。其中的文学课本，选文文质兼美，大都是名家名篇，是建国以来最令人难忘的语文课本。
语文“大跃进”
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没有教学大纲的情况下，为适应形势仓促编成一套语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的特点是选文少(每册仅10课)，古典作品极少，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除鲁迅外基本不收。绝大部分是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文。
1960年，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政策，教育战线也逐步纠正“左”的影响。这时期语文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共识。1962年，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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