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自己就立下了将来要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这样一个人生观包含了英雄主义、领袖欲、或者权力欲望等成份。可是它的产生毕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下面几种原因的影响：首先是我生长的时代背景，在我的过去一生中，（一九二三年出生到一九四九年止）是一个整个中国革命的年代，在这种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年青的人都可能多少为革命潮流所影响。同时，我刚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家里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我出国止），除了在十三岁的时候有过几个月到内地传奇式的去参加救亡工作外，就完全在那种半沦陷区的环境里完成我的大学教育。在这一冗长而极重要的一段时期里，我的思想便成了真空现象，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完全是隔绝的。
当时惟一希望是抗战快快胜利，而幻想胜利之后，中国会变得如何富强（这种强烈欲望贯串了我整个一生），所以当时亦就有了自己应该贡献于完成这种事业的狂热。并且田于我的家庭是中等资产阶级，环境富裕，我这一生从不曾为小片面包而忧虑过，所以这样的物质条件，支持着我的人生观，朝着为本阶级服务的这一方向发展。最显著的说明我这人生观的具体概念是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国搞好。我认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的落后，要使它富强起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们的事业，依靠他们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国搞好，这样，就使我为了要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
这一主流思想，影响或者整个的支配了我过去所有的行为及思想。譬如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后，就觉得自己比任何人来得“高明”，其他人都是在为生活问题而平凡地度完他的一生，而我却对世界背负着这么一个崇高的责任，这种优越感，虽没有经常的流露出来，那是由于我觉得要做一个“经国济民”的人物应该有适当的修养，但是基本上它是深深地存在着的。譬如我这过去的岁月中都生活并呼吸在经院的象牙之塔里，由于这种事实更使我认为天下事物，尤其是“经国济民”的大事情。都是天才人物（包括了我）的深思熟虑所创造并决定的。因此我对每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态度都诉之于政治家们的良知以及智慧，这表示了我与现实生活的隔绝，对客观事实存在缺乏感觉。我这主流思想影响了我的历史行为的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毫无犹疑的选择了读法律，因为我已想到法律是与从事政治事业分不开的，虽然我父亲坚持要我学工程。
进一步的事实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马上到美国去留学这一行为。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到美国去镀过金以后，才可以回到国内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是过渡到我所希望要取得的政治社会中的最上层地位的一定过程。那一个政治家不是到过几个国家的？到外国去念书，可以学得高深的理论。对我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我是有自信的，但总感到没有一整套的高深理论是再亦不能实现“经国济民”的抱负的，这种求知欲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企图加上当时的虚荣心-到资本主义的王国去可以取得多少荣耀-是混在一起的。而在物质基础上我父亲为我遗下了一笔教育费，这些主客观因素把我送到了美国。
这一历史行为，无疑的对我的人生观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因为我在上面说过，有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本身完全是个抽象的概念，我的阶级出身为我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具体基础，但毕竟仍是缺乏内容的。这就是说有了阶级基础后，这一单纯的人生观已在本质上变为我是在为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的人物而努力，但如何去参加统治，它的具体内容还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一行为-到资本主义的宝库里去探求“经国济民”的大道理，使这一人生观在实践以前的准备阶段完全充实了。在那里，我埋头读书，结果是学得一大套高深而且“正统”的理论，我原来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具体而丰富的基础与内容了。但是我何曾晓得我是站在由我自己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我的智慧与能力所代表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是整个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思想体系！
它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呢？是从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启蒙学说起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最新的世界主义止，这一整套的“正统”理论反映得最具体的，是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无限崇拜。我认为三权分立与尊重少数派这种政治形式是与天赋自由最适合的，我记得最足以说明我对三权分立的崇拜是表现在下面哪一小动作上，我最欢喜的一张相片，就是我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摄的那一张，那个大门口有着刻在大理石上面的几个大字-“法律前人人平等”。我从不曾怀疑过能代表民主制度的，除了总统制与内阁制以外，还有什么形式。斯大林宪法亦曾当作参考资料看过，然而只有很简单的反应-集权政治，与“民主”精神完全不合。我又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以及所谓“进步”（改良）资本主义有无限的响往。我自认从不敌视苏联，但总觉得一九四五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这一件事比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配我的胃口得多。这还表现在我对罗斯福“新政”与对他本人的崇拜，并在继承罗氏衣钵的华莱士第三党成立后，我亦积极去参加活动，虽然我不可能是该党的党员，而我参加最主要的动机还是着重在华氏的提出美国退出中国的这一政治主张上，但是这无论如何亦表示了我对“新政”，对改良资本主义的同情。我总认为罗斯福不死，美国不至于会这样反动，世界上不会发生“冷战”这一回事，中国亦不会搞得这么糟。无疑的，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接受，就必然发展到我对一切现实政治问题的“中间路线”的立场。譬如对国内政治问题吧，我既压恶蒋介石那种中世纪式的封建统治，但我亦反对中国被“赤化”；我既不愿中国被置在美国参谋长心目中的“战略地区”，但我更不愿中国被圈在“铁幕”内。
因此，我主张以自由主义者来代替蒋介石那一顽固集团，来组织一个可以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为什么要被包括在内呢？为了尊重少数派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指的自由主义者是那一些人呢？就是像我那样抱“中间偏左”的份子，有能力，有修养，同时主观上又积极希望把中国弄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度，才够标准。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美苏二国之间的桥梁（正如英国的工党一样），世界上这二大体系可以通过国际组织而取得永久和平，并最后得到“合流”。因此，我对学校里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学习工作发生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我对罗斯福个人的崇拜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预见”了并“开辟”了这二大体系“合流”的前途。每次我坐在联合国的会场上，我便想起了威尔斯所说的“天下一家”！由于这种幻想的发展，我就觉得“世界主义”可爱了。为了国际间的和平，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为了要取得二大体系的“一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固执于十七世纪陈旧的民族主权呢？为什么不通过一个“世界议会”或者“世界政府”来调解一切“纠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