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汉子作为维系着我们文明存亡，有益的传统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意义及价值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必须知道，理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中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
周作人在“下水”成为敌族职员之后，也曾别有会心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如此而已。”
确实如此，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拉丁化”试图突发式地完全重新建构包括汉字在内的汉语言文字这一整体，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是，要真正在哲学层面而不仅仅停留在情绪层面，真正从正面价值重估的角度而不是从负面实用性批判的角度，去试图厘清汉字这份“在场的遗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而文明作为整体，其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既无可能，我们就有必要应用“现有的材料”，对于“思想文字语言礼俗”这些维系文明使之得以千年传承的要素，进行“部分地”重新审视“，部分地”重新建构。其中之一，就是在既有的汉字谱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汉字美学谱系”，使汉字谱系在结构、观念、显现等方面系统化、理论化，从而适应文化转型的大趋势。本文不揣冒昧，就建构“汉字美学谱系”这一设想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既有的汉字谱系
正如人与人之间必然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单个的汉字与汉字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及秩序。例如“，比、从、北、并、化、竝、竞、保、斗、俘”等字，因同是表达“两个人之间关系”这一概念，因而可以组成一个汉字“集合”。而汉字的集合与集合之间、与更高层级的集合之间，都会构成一定的组织关系。可以将这些组织关系的总和，看成是一个“汉字谱系”。
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历代学者曾自不同层面，根据不同的方法与尺度，构建了若干类汉字谱系。其具体操作，一般用“分类建构”的方法。分类需要“尺度”，这一“尺度”，就是汉字谱系最重要的指征。这些分类尺度主要包括“字面意义literalmeaning”与“外在形态”两个层面：
1.根据汉字的“字面意义”来分类建构。这一类汉字谱系主要有《尔雅》及模仿该书的“群雅”系列。《尔雅》原本20篇，现存19篇，分为三个层级，各层级的结构均按“字面意义”尺度组织。其谱系结构如右图：
可以看出，《尔雅》的作者已经按统一的尺度，将所收汉字纳入一个比较严密的系统之中，初步构建了一个“依义系字”的汉字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每一个汉字都处于这一“三层结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尔雅》似乎希望能将这一层级结构贯穿到底，例如，《释诂》篇以同义为组，组与组之间的秩序，似乎亦是以其“主字”的意义来排列的———该篇前几个主字“始、君、大、有、至、往、赐、善”，似是有意而非随机的排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尔雅》的谱系，是作者有意为之。
后人仿照《尔雅》，编纂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其谱系建构的方法尺度基本类同《尔雅》。
2.根据“外在形态”来分类建构谱系：
(1)根据“声-韵”的尺度分类建构。依声母为序的，主要有《经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等;依韵部为序的，主要有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广韵》、《集韵》、《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经籍纂诂》、今人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等。例如，从《说文》演化而来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却不再依《说文》以部首分类的方法排列，而改依《切韵》四声韵部之次序为排列依据。
(2)根据“六书-部首”的尺度来分类建构。主要有《说文》系列，如《说文》大徐本、徐锴《说文系传》(即小徐本)、《段注说文》等。许慎《说文》根据“六书”原则分析所收9353字，偏旁相同者归为一“部”,计540部，以该偏旁作为该部之首，故曰“部首”;540部首按“据形系联”即形体相似或意义相关的原则排列先后，并按“字面意义”分为14大类;部首内则按意义类别排列。《说文》自汉代以来，有各种传疏笺注改编本，其中绝大多数采用此一尺度。
在谱系建构的实际操作中，许多专着采用两个或多个尺度“混合”或“交叉”，而以其中一个为主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字面意义”与“外在形态”本身也有可能互相混合交叉，例如以六书分析部首，就必然会与字的意义相关联，而由于“同声”更倾向于同义，因此，不论是采用“部首”还是“声韵”，这两个尺度在一定场合都会交叉混合使用。如辽代《龙龛手鉴》，部首不再按构形排列，而是按平上去入四声韵顺序排列;北宋《类篇》虽仍依《说文解字》部首排列，但同部字则不再依《说文》“按类系联”，而是依韵排列。金代《改并五音聚韵四声篇海》444部首则按三十六字母顺序排列，同声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韵排列，同部首的字头，则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
此种“有一个主尺度的多尺度混合交叉”，可举南宋戴侗《六书故》为典型：其第一层级，采用“字面意义”的分类尺度，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七大类，不能包括或不能遽定者，则纳入“杂、疑”两大类;其第二、三层级，则按“外在形态”与“字面意义”相结合的尺度，以“六书”为原则，分“部首”来排列系联，部首之间则按“意义”来排列：如“天文”之下，列“天、气、日、……”(似依哲学与逻辑排列)等字，“气”之下，列“气、氛”二字，“日”之下，列“日、旦、明、杲、杳、……”等从日之字：
可以看出，《六书故》与《说文》的建构方法已经完全不同———《说文》尽管也在第一层级上将所收汉字分14大类，但这14大类并无严格、明确的尺度，只是比较模糊地按照“据形系联”的一般原则来划分，虽然这14大类也有“字面意义”上的系联，但其主要目的是将全书“分卷”，而不是建立这一层级上的谱系结构。也就是说，《说文》的谱系，主要是“六书”原则指导下的“部首谱系”。而《六书故》则不同。虽然《六书故》在第三层级内(如“日、旦、明……”)和第四层级(如“旦、暨”)仍然使用《说文》“据形系联”原则，但其按“字面意义”分类的的第一层级，都已经有了具有逻辑性的、明确的、严格的、可操作的分类尺度。而第二层级也试图根据具有逻辑性的“字面意义”来分类(如“天、气、日……”系列具有明显的逻辑性：天，总名;气，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起点;日，当然应排第一的“实体”)。因此，如果说，《说文》是“部首谱系”，那么，《六书故》就可以称之为“意义谱系”;而以声或韵为“主尺度”分类建构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广韵》、《古文字谱系疏证》等，则可称之为“声韵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