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觉读情绪论文
一、情绪与理性：消解二元对立
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是近年来情绪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题。社会学者的分析表明，人们对情绪和理性之间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演化过程，其中共包括三种形式：情绪干扰理性；情绪为理性服务；情绪与理性相互交织。［７］１１－１２第一种形式认为情绪是“行动机械中的沙砾”，损害了我们的理性决策，因此需要被消除或严密地加以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之中。第二种形式认为只要让情绪处于理性的引导之下，它就能促进或者润滑（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ｅ）由认知代表的理性，从而为我们的思维活动提供帮助———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情绪研究兴起以来认知心理学者通常所持的观点。他们发现，情绪对认知有着多种作用，如发起和结束信息处理；导致信息的选择性处理；影响记忆、决策与问题解决的组织和执行等。于是，这些学者认识到缺乏情感、意动的认知研究的局限，开始尝试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受到情绪、动机影响的认知活动通常被称为“热认知”。随着认知心理学者对情绪之作用的接受，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也显得密切起来。近年来兴起的情绪智力（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便是平息情绪与理性之争的一种心理学尝试。其倡导者认为，“边缘系统和新皮质、杏仁核与前额叶都是相辅相成的，彼此合作无间时，情绪与智力自是相得益彰”。［８］４５简言之，它是指与我们处理情绪信息有关的一组能力，包括我们感受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产生适当的情绪体验的能力；理解自我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自我情绪的能力。不可否认，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有助于弥合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分离，但这种弥合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正如这一术语所显示的那样，它将情绪视为智力的一种形式，从而将其纳入理性的统辖范围之中。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一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与“情绪为理性服务”并无二致。上述两种形式的共同特征是把情绪与理性或认知分离开来，赋予理性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把情绪作为理性的对手或仆人。然而，情绪与理性不是相互对立的，也不仅仅是后者为前者服务，二者的关系远比这两种形式所假定的要紧密得多。
在整合情绪与理性关系这一点上，社会学者走得更远。这种努力是从解构情绪与理性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方面入手的。社会学者指出，情绪与理性之间等级性二元对立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ｔｅｓ）、柏拉图（Ｐｌａｔｏ）对清晰观念和理性判断的强调，以及亚理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认为女性的心灵更少理性而更多激情的观点。在近代，笛卡儿（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Ｒ．）的身心二元论和康德（Ｋａｎｔ，Ｉ．）关于观念和感觉的区分进一步加剧了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分离。尽管哲学史中也有另类的声音，如怀疑论者休谟认为“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ｐａｓｓｉｏｎ）的奴隶”，然而这种声音毕竟太过微弱。事实上恰恰相反，“主人与奴隶”是西方思想史中形容理性与情绪之间关系的最悠久的隐喻。在这种二分法中，理性被认为是客观的、普适的、分析的、冷静的和男性的，情绪则是主观的、个人的、综合的、温暖的和女性的。［９］３－８这一分析说明，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为满足人们对客观、普适和确定性的向往，情绪被描述为理性的对立面，并且在与理性的争斗中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要整合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在承认情绪之特性的基础上恢复情绪与理性的平等地位。在这种关于情绪与理性之关系的新观点中，二者是相互交织、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情绪中立的认知，思维和决策总是充满着情绪；也没有所谓毫无理性、完全失控的情绪，情绪本身便体现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判断。情绪与理性彼此均非对方的主宰，而是共同熔铸在人类意识这个统一的模具之中。人类意识是思维和感受、理性和情绪之间天衣无缝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只是社会学者天马行空的设想，它还得到了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研究证据的支持。对脑、情绪、理智（ｒｅａｓｏｎ）等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１０］２５０情绪并非理智堡垒的入侵者，而是与理智一起构成了这个堡垒的结构并推动着它的操作———笛卡儿在对待身与心、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恰恰犯了一个错误。
二、情绪与自我：迈向情绪理解
自我（ｓｅｌｆ）与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紧密相联的一对概念，对身份的社会学探讨大抵始于对自我的研究。尽管二者是都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前者往往指向单个的个体自身，旨在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差异；后者在表达这种涵义的同时，还把个体和周围具有相同属性的他者联系起来，从而包含了一个描述群体共享特征的集体维度。例如，利科（Ｒｉｃｏｅｕｒ，Ｐ．）把身份分为“作为自我（ｓｅｌｆｈｏｏｄ）的身份”和“作为共性（ｓａｍｅｎｅｓｓ）的身份”，吉登斯（Ｇｉｄｄｅｎｓ，Ａ．）认为身份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作为自我的身份”和“自我认同”均对应于身份中描述的个体差异的维度———自我。在社会学者看来，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个体反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在自我形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的本质属性就是个体反身思考、把自己作为其注意和思维之客体的能力，这是社会学者在自我问题上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例如，库利（Ｃｏｏｌｅｙ，Ｃ．Ｈ．）用“观镜”隐喻作为自我感受的来源，提出了“镜中我（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ｌａｓｓ ｓｅｌｆ）”的观点。
米德（Ｍｅａｄ，Ｇ．Ｈ．）延续了这种传统，并且突出了社会互动的作用，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在“角色扮演（ｒｏｌｅ ｔａｋｉｎｇ）”中完成的，即个体从心理上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且把自己作为一个客体反观自身。正是在这种反观自身的过程中，个体发展出对自我的意识。正是这种反身性把情绪和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指出，反身性在人类情绪中发挥着基本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情绪过程中：（１）情绪识别：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一种诠释过程；（２）情绪呈现（ｄｉｓｐｌａｙ）：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对表情和行为的自我调节；（３）情绪体验：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内部唤醒状态的形成。［１１］可以说，反身性对情绪过程的任何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反观自身中，个体认识、体验和呈现着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形成关于他人或周围环境的意义，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认同，而情绪则时刻在传递着关于自我的生物和社会信息。就象我们的感官能够对物理现象做出反应一样，情绪让我们对周围的社会现象保持敏感，让我们知道在自我的边界上发生了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Ｄｅｎｚｉｎ认为，“情绪的栖息之处是自我。情绪是自我感受。情绪当下地体现在、坐落在、产生于人们指向自我或他人指向自我的情绪的、认知的社会行动之中的自我感受”。４９在澄清了情绪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情绪为何能够在具有不同自我的个体之间相互交流？换言之，我们为何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社会学者认为，理解是个体之间交流信息、达成共识从而维持社会互动的基本途径。正如自我在人际互动中得以塑造一样，人际互动还要求我们理解情绪传递的社会信息。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如何理解他人的情绪体验和表达；二是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个体。这个互动过程需要情绪理解（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即“个体进入他人经验领域，使自己体验到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经验的主体间过程。从个体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他人情绪经验的主观诠释是情绪理解的核心”。［１］１３７情绪主体间性（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即在情绪体验的共享领域中对集体自我（ｓｅｌｖｅｓ）的认识和感受，为情绪理解提供了基础。借助反身性和主体间性，社会学不仅指出了情绪对自我认同的重要意义，并且把这一貌似极端个人化的现象和他人联系起来，从而阐明了情绪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学原理。
情绪理解的独特之处还和它的发生机制有关。Ｄｅｎｚｉｎ进一步区分了理解的两个理想型：认知理解和情绪理解。［１］１４２－１４３他指出，尽管认知理解与情绪理解在现实中是相互交织的，但前者是逐步进行的（ｐｏｌｙ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个体逐个语词、逐个动作地仔细分析他人的言行，试图找出其精确的顺序及其背后隐藏的动机。逻辑推理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与之相对，情绪诠释则是瞬间完成的（ｍｏｎ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个体迅速将他人放入自己的经验框架，从而近乎直觉地诠释和理解他人赋予情绪的意义。共享体验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若个体的情绪储备库中拥有与他人相似的经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情绪理解就更容易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