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的训诂意识论文
论文摘要：文言文的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诂态度。具备一定的训诂意识，在阅读和教学文言文时，可避免容易出现的迷信教材、忘文生义、以今律古等毛病。中学语文教师至少应具备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和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意识。训诂原则与训诂方法须综合运用，融汇贯通，才称得上具备了训诂意识。
论文关键词：语文老师 训诂意识 训诂原则 训诂方法
所谓训诂意识。是在坚持基本训诂原则及灵活运用基本训诂方法的前提下，对文言词语训释时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恒常的、稳定的训沽态度。是为探求词语乃至篇章的丰富含义、揭示词语演变规律、避免误训误注所把持的训诂观念。
在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如不具备相应的训诂意识，单依赖课本的注解、参考书的帮助，对词语的训释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学生的进一步追问也无法给以满意的解答，甚至出现迷信教材、望文生义、以今律古等这些文言文阅读的大忌。根据大纲对语文教师素质的要求及文言文词语训释的特点，中学语文教师进行文言文教学至少应具备以下两大方面的训诂意识。
1。坚持基本训诂原则的意识
坚持基本的训诂原则，就是要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及语言事实等方面，对词语含义作全面考察。
1。1坚持从语言的社会性考察词语含义的意识。
语言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约定俗成这一特性上。约定俗成是词语的形式与含义得以结合的决定因素，它不但决定了某个特定的语词与某个特定的含义的结合，同时还决定了这两者的结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的。如高二册《六国论》：“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课本注“厌，通膺，满足。”从字形上分析，很难将“‘厌”与“满足”联系起来。“厌”本写作“队”，由“甘”，“月（肉）”，“犬”三部分组成，是个会意字，象一只狗面对香美（甘）的食物，却将嘴巴转向一边不理，表示“吃饱”“满足”“不需要”。就本字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只是后来人们却借用表示“压”的“厩”字来表示这个意义，本字“厥”反而废弃不用，于是“厩”担任了“压”和“厌”两个意义。如《汉书·五行志下》“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中“压”字就写作“厥”。《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何厌之有？”中“厌”也写作“厥”。后来人们为区别字形，就在“l”字下加“土”而成“壑”，表示“压”的意义。加“食”成“膺”表示“厌”的意义，简化为“膺”。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语言的约定俗成大多数情况下是任意的，而一旦固定下来就难以改变。王力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稿中指出：“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是在这一处解得通，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序》中也提出了。‘樱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都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的重要性。
1。2对语言历史性的敏感意识。
语言的历史性是词语含义流变的轨迹和见证。有词义变化的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如高一册《鸿门宴》“项王按剑而跽”，课本注“按剑而踞，握着剑，跪直身子”，又注“这是一种警备的姿势，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要起身先得跪直身子。”这样解释是不错的，但如果对该句上文“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中的“坐”字，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坐一臀部放在椅子上支持身体重量”则难以说通，项王为何由“坐”而变为两膝着地跪直身子呢？这就要考虑到“坐”字在意义上的历史性。正如课本所注解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坐”的解释更为清楚，古人铺席于地，两膝着席，臀部压在脚跟上，叫做“坐”。如此，《战国策·秦策三》，“（伍子青）坐行蒲服，乞食于昊市”中的“坐行”其实就是膝行，跪着行走的意田
有些词语因历史原因已废而不用，对这些词我们既要弄清它的原义、用法，又须用现代词语作恰当的训释。《鸿门宴》中有句“沛公奉危酒为寿。”课本注“危，酒器”，但这种酒器今己不见，学生难以把握，必须弄清其容量大小。《王力古汉语字典》注：危，圆形酒器，容量四升。又注：春秋至汉时，一升相当于今200毫升。四升即800毫升。难怪齐人“左手持危，右手画蛇”（战国策·齐策》），为一危酒，三人喝显得多，四人喝显得少，最终留下了“画蛇添足”的千古笑诂。不过，项王赐给樊啥的“斗危酒”则要比一厄大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斗危者，危之大者也。”（第430页）。斗危，当然不是普通一危，即不只800毫升了，而应是足够几个人喝的酒，“啥拜谢，起，立而饮之”，一个勇猛、豪爽的英雄形象自然跃然纸上。
1。3对语言民族性的察觉意识。
一定民族的语言所具有的含义，由该民族的文化环境所赋予。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词语的意义就发生变化。如关于星宿的分野，中国有，外国也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碰到文献中涉及星宿的问题，就不能套用国外的东西。如高二册《滕王阁序》“星分翼较，地接衡庐”，“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等句中，就只能按中国古代的星宿分野分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注：“据《越绝书》，豫章郡古属楚国地，当翼、较二宿的分野。又《晋书·天文志上》谓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的分野，所以言“龙光射牛斗之墟”。据此注：豫章既属楚地，又属吴地；在星宿分野上，既属翼、较二宿，又属牛、斗二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关系到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春秋战国时，豫章属楚国管辖，楚国属翼、转二宿分野。至三国时，天下三分，吴国占据江南一带，包括了上述的豫章（南昌），而吴国又属牛、斗二宿分野。作者这样写也正突出了滕王阁在地理位置上“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贩越”的显著特点。前后照应，古今贯通，滕王阁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可见一斑。
类似的如阴阳五行、干支纪年等都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常识，在文献中随处可见，不了解其中的关系，要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往往就寸步难行。
1。4尊重语言事实，准确把握文义的意识。
语言事实是文献作品真实思想的唯一体现。由于文言词语难以理解，有关文言文的注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只有在坚持前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从文献语言出发，运用多种训沽方法，才能作出合乎事实的训释。如高一册（（勾践灭吴》一文中，主要叙述越王勾践在失败后，处心积虑，务求报仇雪恨，经过长期的奋斗，终于达到目的的故事。文中既有外交上的能言善辩，又有内治中的卧薪偿胆。教材选用时，删掉了越国大夫文种游说夫差的一段诂：
（种）日：“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撤声闻于天王，私于下执事日：‘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土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李，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以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在这段文章里，文种可谓极尽游说之能事，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之以利，言之以弊。使一国之君的夫差“将欲听与之成”。有了这一心理基础，加上太宰豁的“美言”，夫差终于无视子青的忠告，“与之成而去之”。从而为吴越之间新一轮的斗争揭开了序幕。在教学中如不了解这部分，就很难领会全文的生动曲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