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遵义举行华润集团2018年的“七·一”主题活动。去年古田的“七·一”主题活动，我结合古田会议精神，以《铸魂》为题，和大家交流了一些我的观点，提出一个组织应该有其精神支柱，军队要有“军魂”，企业要有“企魂”。我们还共同探讨了新时代下的“财富观”等问题。这次我们来到遵义，学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想结合目前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问心》为题，再和大家做一次思想上的交流。
一个组织解决了“魂”的问题，只是解决了其使命、方向、旗帜、价值观等问题。在实践组织之魂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和选择，如何面对考验，特别是在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法与欲等选择时，如何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出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叩问个人内心的过程。所以，“问心”是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做的功课，也可以说是个人的“修行”。我们经常说“问心无愧”，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做人、做事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面对任何考验了。
这里所说的“心”，具体而言就是理想信念。今天很多领导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他们忘记了“初心”，遇事、做事时忘记了有这个“心”的存在，更忘记了“问心”。我们面对选择，特别是重大选择时，一定要学会问问“心”，看和我们的理想信念符不符、和我们的价值取向符不符、和我们的为人处世准则符不符。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急速变迁、各种利益诱惑增多、思想与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牢牢地把握住、坚守住理想信念这个“初心”、“本心”，更要学会“问心”，从心而动，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每个组织、每个人在面临考验和选择时，都应不忘初心，问心而择
每个组织、每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其中，有些重大历史关口的选择事关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整体命运，必须要慎重选择。而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不忘初心、问心而择至关重要。在选择中，必须要放下个人、放下眼前，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我们个人一生，所为何来？所欲何求？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牢记我们的理想信念。80年前，在遵义这个地方，21名伟大的革命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从1921年到1949年，在28年的夺取政权的历程中，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刚好处在中间。前14年是苦苦摸索、被动挨打的阶段，后14年是逐步成熟、不断走向胜利的阶段。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选择”。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选择了毛泽东，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实际上，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以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理想主义者内心的选择。博古是当时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是实际的军事指挥负责人，张闻天是遵义会议之后新推举出的总书记。如果这些人从个人私利出发考虑的话，都可以选择不去建立、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他们确实是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批真正的革命家，他们从理想信念出发、从革命事业大局的需要出发，放下一己私利，做出了一个高尚的选择，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把毛泽东推上了在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正确而关键的选择，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人，许多在当时并不缺饭吃、不缺官当、不缺钱花，他们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投身革命，理想信念在他们的心里重于泰山。因此，面对重大选择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能问心而择，能放下个人名利从理想信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
其中一个人，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对他致以特别的敬意，他把问心而择的精神带到了另一次重大会议上，把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保持始终，这个人就是有书生兼教授之称的张闻天。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总负责人，其后把毛泽东推上了领袖的位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作为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去前方当前敌总政委”。后来又决定毛泽东分管军事，从此毛泽东、周恩来就调换了位置，周恩来成了毛泽东的军事助手，毛泽东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一步步确立了权威。后来，张闻天并不得志，官越做越小，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低配做省委书记、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但他都毫无怨言，不管组织交给什么样的工作都满腔热情、兢兢业业。直到1959年，张闻天再次回到历史的中心，虽然只是冲天一鸣，但足以使他名垂青史。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以历史的责任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冲天一鸣。实际上，张闻天发言之前，不是没人好言相劝，他自己不是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时，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张闻天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打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要少讲缺点。张闻天表示：“吾意已决”。短短的四个字，透出的是一股力量、一种精神。出于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张闻天下定决心必须发言。
从1935年到1959年，从遵义到庐山，24年间，变化的是时间和地点，不变的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两个主角；变化的是在遵义时张闻天拥护毛泽东，庐山时张闻天批评毛泽东，不变的是张闻天不管拥戴还是批评，都是问心而择，都是为了理想信念而抛开一己私利的选择。1959年后，又是一个10多年，直到1976年去世，张闻天始终未低头、未消沉，始终在思考国家、政党、人民等重大问题，他的思考文章后来集成了学界著名的《肇庆文稿》。他在沉潜期间还专门写了一首小诗以明志：“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
可以说，像张闻天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理想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内心，伴随他们一生。不管遇到多少考验，不管面临多么艰难的选择，在心中都有一把尺子，不忘初心，仰天俯地，无愧无怍。
今天，我们依然强调理想信念，为什么很多人对老前辈的故事、老前辈的风范，听起来激动、说起来感动、做起来不动,甚至反动呢？实际上，反映的是理想信念没有神圣性，内化不够，沦为空洞的理论，沦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自然导致这部分同志遇事问利不问心。比如，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某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王某喜欢看红色电影，常常一个人独自一遍一遍地看。每当看到片中英雄人物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看到革命烈士壮烈牺牲时，他都激动难抑、泪流满面。落马后，有人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电影，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王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王某的行为很具有代表性，内心深处，理论层面上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选择时，还是问利不问心。当一个人为人处世，忘记了“初心”，自然地也就不会去“问心”，或随一己私利出发，或随波逐流，不问是非黑白，就必然会扭曲、异化，直至败亡。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