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唐代的著名诗人的同时,也是著名的音乐理论家。
白居易他的长诗《琵琶行》集中体现了作者在音乐思想和音乐理论等方面的深厚造诣。《琵琶行》是中国文化界人人皆知的名篇。诗中虽有较浓重的感伤意味,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寄托了对自己遭贬的悒郁、愤懑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流传千年的诗句,将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叙述层次分明,描写细致生动,比喻新颖精妙如对琵琶声的描写,被历代文人所称颂,表明诗语言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在这一曲隐喻很强的音乐演奏里,弹者满怀凄凉,沉落江湖,孤身空船;邀者情殷,听者入港;夜江寂静,秋月如鉴,都在绵绵不尽的余韵之中。它真实地把读者引入了音乐所展示的意境之中,使人如闻其声,甚至似乎都有亲临其境之感了。
一首好诗的魅力在于,使你的视觉和听觉都惬意起来,并且使心灵摇撼和波动起来。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写琵琶女弹奏的情节是形象和声音具佳的典型。人们读了这段诗之后,不得不承认,既仿佛看到了一个忧心愁容的琵琶女的形象,又听到了悦耳的令人心醉的琵琶乐曲。我们不难看出,《琵琶行》不仅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不朽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诗歌我们还可以看到白居易对乐器的性能、演奏的方法、音响的效果等方面精辟的见解,是我们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文献。白居易非常喜欢音乐,同时也懂得欣赏音乐,而且还会亲自弹琴。他有两部著作《与元九书》和《论礼乐》集中体现了他的音乐思想。
首先白居易认为音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他在《策林》六十四中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集中表达了音乐是政治的体现。他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以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诗歌矣”。作者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事”刺激人的感情的结果,而“事”就是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也就是现实政治的具体体现。白居易说:“唯歌生民病”,体现了作者主张歌曲应当描写人民的痛苦和指责现实政治的弊病。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极其难能可贵。
由此,他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要改善政治,在《策林》六十四中他又说“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他同时对那些主张取消民间音乐和专复“古器古曲”的极端复古派痛加批驳,他说“臣故以为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作者认为乐器只是发音的工具,而乐曲才是音乐思维所要表达的形象。
白居易特别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他也不赞成以唐玄宗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大搞民间音乐,白居易认为大搞民间音乐会增加人民负担。他说:“故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他的这种强调改善政治,反对极端复古,反对统治阶级过分的音乐享受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民间音乐的发展。
在音乐的教育作用和作品的阶级标准问题上,白居易继承了儒家的观点。他认为“声”对人有很强的感染力,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他认为“和人心,厚风俗”才是音乐的根本目的。他在音乐美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他明确提出了歌唱艺术的“声”(声音美)“情”(思想感情)兼备的原则。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脱离作品的具体内容而去追求声音美的形式主义观点,这种美学思想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有借鉴意义。
但是白居易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和文人,他的音乐观点仍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的。所以他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惟歌生民病”的口号,其目的无非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进行统治。他另一方面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极力反对复古派的谬论,又极力推崇古乐,并要求“少抑郑声”限制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他在音乐思想方面最大的偏颇的观点是反对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是极其不可取的。
提到白居易,我们首先是把他当作一个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来研究的,而研究其音乐思想,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去全面和综合地去了解和研究其文学、政治和艺术的观点,从而达到对白居易的研究更加客观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