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高峰，名家名作不胜枚举。说起唐代的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切，明畅通俗。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能够反映自己人生哲学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时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顺，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个人生活。有不少人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具有“消极避世”的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于白居易的“闲适”之作持有赞赏的态度。诗中所呈现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对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细细品读起来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同样是诗人爱写的秋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由秋雨飘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败的国家不由得悲从中来，如此博大的胸怀与理想着实令人敬仰，但白乐天的《秋雨夜眠》则是这样写的：“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将一个在秋雨之夜难以入睡的老翁闲散，漫不经心的闲适心境写得生动逼真，亲切感人，富有生活气息。他的闲适气息是在雪夜与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闲适的生活与诗酒人生在这首短诗中一览无余。
白居易的闲时情怀在他的晚年时期体现的尤为突出。他的一首《钱塘湖春行》写的清新自然，生动流畅。其实曰：“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乐天出任杭州刺史时，已是五十几岁的的老人。“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历史变迁、人世沧桑的悲凉，令他怅然动怀。然而面对西湖早春旖旎的风光，心下又再无惆怅之情。关于西湖，从古到今都是文人墨客竞相画大笔墨描绘的地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边苏小小和那多情的公子阮郁，白娘子与那许仙的的过往又是如何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一从、那一的鲜花目不暇接，小草才刚刚长出，浅浅低低，闲适的情怀融入了景中。白居易是个仕途坎坷之人。身处朋党之争，他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恐再遭权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这首《钱塘湖春行》，正是作于杭州刺史任，那时：“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白居易任职杭州。在这和煦春风中，忘掉了朋党之争与污浊。这种超然天地之外的洒脱与淡然，又有几人能悟的明白?
白居易晚年时期形成的对万事淡然闲适的情怀其实与少年战乱时在江南避难的经历有不少关联。从白居易大部分闲适诗中看得出来白居易对于江南也是有着极深的眷恋的。在江南避难的时期一方面受到江南优美山水及浓郁人文氛围的字样熏陶，为后期适宜人生态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韦应物，顾况等著名诗人的行为与创作又给其直接的启示，也对他日后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适宜达观的态度，流连诗酒亦官亦隐的放达生活，寻根朔源应始于这个时期。
在杭州时期，白居易自称“诗酒主”：“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在苏州则自称“诗太岁”：“何似姑苏诗太岁，吟诗相继有三人”;“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诗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如何?。我们因此看到，与远近师友赠答酬唱，举办诗文酒会，欣赏吴越歌舞，携妓览名胜访佛寺等等，成为他此时公务之外的重要生活内容。在杭州、苏州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显示，杂律诗数量大增，诗歌创作继任职翰林之后又进入一个丰收时期。
白居易有首世是这样写的：“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虽在疏远，竟岁无牵役。长歌醉通夕……”一般人都想把升官晋职当做最得意的事，而白居易此诗说，原来他是“风阁郎”(中书侍郎，正三品)，现在是“二千石”(刺史，五品)，大家都说他混得不好了，官职降了。而他自己却觉得现在降了官远离了朝中倒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