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 《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 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