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创作以“爱的哲学”为佳境，形成了文学史上受到一致好评的“冰心体”：她以少女般的清纯眼光看世界，用行云流水似的文字与亲切的温柔为语调，倾诉对童心、母爱与自然的一片衷情，挚情相伴着哲思，婉丽糅合着清愁，其清澄淡雅之美打动了无数儿童与成人。本文将对“爱的哲学”的产生极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冰心“爱的哲学”的产生
首先，冰心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0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城内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这个海军军官家庭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对联，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与世无争，这对早年冰心的“爱的哲学”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在她的成长经历里面，她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她本人的“爱的哲学”的产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她生活了若干年的福州，基督教的影响十分巨大，几乎涉及到福州慈善事业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福州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福州，基督教的圣公会、卫理公会、公理会都很早就开始在福州传教，并建立了十余座教堂，开设了两所神学院和近十所公校，还创办了几所教会医院和一所基督教福建孤儿院。她的家庭环境本身与基督教会有一定联系，二伯父在一所教会学校(福州英华书院)教书，书院里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曾来家中做客。冰心出生时，父亲请教会医院里的女医生来接生，她记得美国女医生来给她弟弟们接生并在他们满月时来探望的情景，冰心说“父母对她们的印象很好”。家迁到北京后，冰心的舅舅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看书报、打球，与青年会干事们交上了朋友，通过青年会干事的介绍，冰心的大弟和舅舅的儿子在青年会夜校读英文，冰心入美国卫理公会办的贝满女中读书。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会是基督教会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它的会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即耶稣训言：“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第三，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对她的影响也很大。
冰心早年融合了泰戈尔、纪伯伦所代表的东方生命哲学的思维理路。泰戈尔的散文诗如心有灵犀一点通般地打动并启发着中国的新一代的女诗人、女散文诗作家――冰心。泰戈尔的泛神论，使她走向温柔的爱的吟颂，她写了颇有影响的《寄小读者》，便是最好的例证。冰心那篇《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说：“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小朋友!我敢说，也敢信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敢来反驳我这句话。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我的心潮，沸涌到最高度……。”“窗外正是下着紧一阵慢一阵的秋雨，玫瑰花的香气，也正无声地赞美她们的‘自然母亲’的爱!”
再有，冰心本人思想的避世性，她平时脱离内心矛盾的境界，也促使她“爱的哲学”的产生。
就拿她在1923年去国留美时期为例，那时她与国内的剧烈的斗争呈现完全脱节的状态;在美国威尔斯利学习仅几个月，就因病迁住青山沙穰疗养院。远离家乡和病魔缠身，使她的“独坐沉思的脾气”得到更甚的发展，于是她的思想更加内向，甚至堕入了神秘的境界。她自述在疗养院中的生活是“完全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这种隐士式的生活使她觉得“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侵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与此同时，她夸大母爱是一种浓郁、诚挚的能开天辟地的感情，竭力鼓吹爱世上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儿子，总之，不分阶级地爱一切人。这当然也是这种“爱的哲学”的局限性所在。
二、“爱的哲学”与冰心的文学创作
当时二、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创作风格有激进的，像“复仇女神”庐隐所写的爱，但冰心却完全走的是风格温和路线，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即使有悲怆、有愤慨，那么悲怆是有节制的，愤慨也不那么激烈，悲悯中融入了爱的抚慰与希冀，让人在悲苦的咀嚼中也领受一份人道主义之爱的慰藉和召唤。她的“爱的哲学”在她的诗歌、儿童文学、小说中都有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