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多种早期抄本，前面都有序，而中国本土流传的《长恨歌》却没有序，这一情况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本文在中日学者《长恨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一些重要抄本和相关文献资料，对《长恨歌》与《长恨歌序》、《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流传情况考察的基础上，对《长恨歌传》的版本问题加以探讨。
《长恨歌》的流传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与《白氏文集》的总体流传情况相辅相成。《白氏文集》流传至今也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前后续集本，一个是先诗后笔本。前者比较完整地保持了白集编集的原貌，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卷子本，其中卷33末云：“会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为日本国僧惠萼上人写此本，且缘怱怱夜间睡梦，用笔都不堪任，且宛草本了，皆疏书之，内题内也。”[1]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846)，故此本在其生前就传到了日本。白氏也知道此事，其《白氏长庆集后序》云：“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2]而保存最全面的是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刻印的本子，后传回中国，收录在《四部丛刊》内。先诗后笔本可以说是宋代以后白集在中国流传中产生的一次大变动，但这种变动只是整卷的移动，篇目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先诗后笔本是宋绍兴刊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影印出版。另外，保存较好的版本还有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刊本。无论是前后续集本还是先诗后笔本，《长恨歌》前都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
另一个就是单独抄本流传系统。如日本的《弄花抄》有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