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2005年)，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