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前提：生命沉疴与生命走向
几乎，在所有经典的文学中，凡是跨越时空的作品，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的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归元。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声音。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朦胧出几分祥和的亮色：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联欢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集团幽默：当政府决定要把某个人拿来把玩把玩，总是先把猎取对象像猪一样豢养起来，膘肥体壮之后，就让他浮在水上或飘在空中。在苏轼的时代，作为北宋政府，还是相对开明的;作为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善良的小人了。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的结果。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的被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获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社会的必然。其实，政府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本来没有什么。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噪音蛊惑。为此，苏轼的宿命悲剧，几乎是社会与自我的相互决裂。好在苏轼在自我意义上，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地浪迹天涯。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自我的内在气节。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自身的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其人文意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