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