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模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学者中，对“屈原否定论的”的批评，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写成了《屈原》一书，以后又发展为《屈原研究》(后载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怀疑《屈原传》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两位，特别是胡适，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犀利，但仔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适有一个疑问(谓其第“四大可疑”)，即“怀土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对此，郭沫若指出，这是胡适没有仔细阅读原作而提出的问题。他说: 第四大疑问中的黔中和汉中，是胡适太着急，把原书看脱了一半。《张仪传》上是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顷襄土_}一_年，才为秦所取。“武关外”便是指的汉中，二篇文章并没有冲突。只是《张仪传》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实，后来楚也没有给它，小用说武关外的汉中也没有到楚国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几个疑问(号称“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结论说:
据上所述，叫一见胡适对于《屈原传》所发出的疑问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问大约也小过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辩地阐明了《屈原传》的真实性，论证了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的思想基础是唯心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小科学”的。
黄中模还介绍了郭沫若对孙次舟“屈原否定论”的批评。孙次舟在1944年9月6日发表在《中央日报》的那篇题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的文章里，根据《史记·屈原传》中有“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的话，抓住“同列”“争宠”几个字，便指出屈原为“文学弄臣”。此议一出，陈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载《中央日报》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孙次舟的“发现”是“一堆可怜的余唾”，是用“臆度”的办法企图“把屈原这个所谓‘偶像’推翻”。在此基础上，郭沫若也连续发表文章(如《屈原小会是弄臣》《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驳了孙次舟的谬论。他说: 屈原是二间大夫，是楚国贵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显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齐之赘婿淳于J 1.毕竟小同。他做过左徒的官，这同一的官，后来的春中君也做过。春中君系以左徒而为令尹，足见那官位相当高，似乎和弄臣的职守也小相称。这些都是相当坚强的反证，似乎也还小容易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