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谢汀兰有三个约定：不在同一天发脾气，一个人郁闷了，另一个要哄；不再喜欢爱吃苹果的男生，他们通常没心没肺；彼此在对方好友名单里的首要地位永远不可动摇。
依旧记得我和谢汀兰站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的那个下午。那天，我们化了淡妆，穿着雍容华贵的礼服，挽着手从后台意气风发地走到舞台中央。当时的台下有些骚动，有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吹起了口哨，虽然有些刺耳，但我和谢汀兰却备感骄傲。音乐响起，我们煞有介事地唱起来，可唱着唱着，我就忘词了，随后谢汀兰跑调了。最终，我和谢汀兰把排练了三个星期的节目演砸了，台下嘘声一片。亮相很惊艳，结局很凄惨。
谢汀兰责怪我，苏黎，我们练了无数遍，你怎么把词忘了啊？
我说，我忘了词你就接着往下唱，反正是合唱，别人又不会听出来，我一会儿就能想起来了，你怎么唱跑调了呢？
谢汀兰说，还不是因为你忘了词，我紧张的吗？
我说，我忘了词，我都没紧张。
谢汀兰气鼓鼓地瞪着我，我也噘着嘴看她。最后，我们俩背着书包各自回家。我们的'家在同一个方向，相距不远，我和谢汀兰走同一条路，她在前，我在后，隔着50米的距离，谁也没有理谁。太阳落山了，天空跟我们的脸色一样难看。
我和谢汀兰在七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死党，团结友爱，相互帮助，如今我们十六岁，长大了很多，却突然变得不懂事了。
晚上，我坐在窗台上，看屋外雪花纷扬，凌晨三点，雪停了，整个大地素面朝天。我钻到被窝里，把谢汀兰送我的加菲猫摁在床上，边打它的屁股边说，我错了，还不行吗？
天蒙蒙亮，我就爬了起来，揣着两个苹果去找谢汀兰，我想我应该当面向她道个歉，毕竟我比她大一个月，做老大要能屈能伸才好。
从我家到谢汀兰家要走二百八十多步，我数着步子，踩着积雪往她家走，当我数到二百五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谢汀兰，她蹲在地上不知搞什么鬼。我悄悄走到她背后，发现她在雪地上写了几个字：苏黎，对不起。
我站在她身后傻乐，谢汀兰，你在干什么？
她发现了我，飞快地把对不起三个字给抹掉了，说，我在练字啊，知道我的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了吧？
我哈哈大笑，谢汀兰同学，你的字一般，不过认错态度很好，我决定原谅你啦。
谢汀兰说，你的态度比我好，一大早就来找我负荆请罪。
我说，不要胡说，我只是路过，顺便带个苹果给你。我把苹果放到谢汀兰的手心里，她很快就找到了我刻在苹果上的对不起，“喀嚓”一口咬了下来，吞到了肚子里，样子颇为饥渴。
吃完苹果，我和谢汀兰堆了两个紧挨在一起的雪人，用煤球做眼睛，用胡萝卜做鼻子，活忙完了，我们的手被冻得又麻又凉又红，握在一起却感觉温暖异常。
谢汀兰把树枝折了一半给我，我们用它在雪地里写字，写《友谊地久天长》的歌词：“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她写一句，我写一句，一边写，一边唱，整条街都被我们写满了，这一次，我没有忘词，谢汀兰没有跑调。
1999年的夏天，我和谢汀兰背井离乡从烟台到天津求学。她去了天津大学，我去了南开大学。两所大学，一墙之隔，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个外地女孩子，在陌生的城市仍然可以天天见面。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跑到天南街上一起吃饭。饭后，坐在新开湖或青年湖边喀嚓喀嚓地吃苹果。苹果是我和谢汀兰最爱的水果，我们买很多很多的苹果，遇见喜欢的人，便请他们吃。林志言便是其中之一。
林志言和我同系，比我大两届，一个终日穿着白衬衣的英俊男生，只和他对了一眼，我便知道自己无还手之力。系里组织溜冰，在南京路伊势丹顶层，技术不太好速度又过快的我把他撞倒了，拽掉了他白衬衣的第二粒扣子，并栽倒在他的身上。我狼狈地站起来，忙不迭地跟他说对不起，他倒是坐在地上慢悠悠地打量我，又对了一眼，天，我的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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