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版本的演变，历来众说纷纭。再加上《西游记》是一部所谓积累型的民间集体创作，而非文人个人所撰，故在它定型以前，文字被随时增删固有可能；即使在定型以后，重刊之时，再作修改，亦并不可怪。所以，早在明代后期，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就曾提出类似今本《西游记》荆棘岭故事的那回“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是“伪笔”，系“后人”所加。他认为原本《西游记》应该是九十九回而非百回本。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我们既无法附和，也无法辨证，存照参考。
近年，侯会先生撰《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一文， 提出今见明刊世德堂本第八卷中的乌鸡国故事即第36回至第39回，也是后人“增插”的伪笔，原语为“是后来插入的晚起情节，并非出自吴承恩之笔”。虽然，对吴承恩是否为百回本《西游记》改定者，尚有分歧；但上述侯文中此语意思明确，即是说在百回本《西游记》刊布以后，又有人“增插”入乌鸡国。并由此又提出：由于增加了这四回文字，“增插”者相应地删去了“唐传”即唐僧出身故事。侯文认为这位掉包者即今见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荣寿堂”（其实，今见世德堂本第十六卷还有署“书林熊云滨重锲”者，侯文撇而不论——笔者）。据通报：侯文在山西省1996年举行的《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见该研讨会的《会议纪要》打印件，故更有必要加以探讨。
这些年来，笔者专致于《西游记》版本问题的研究，对侯文无疑深感兴趣。况且侯文的论证充分而全面，具体而入微，不可不谓详尽有力。故一年多来，断断续续地对侯文所论进行验证，结果大出意外。侯文对乌鸡国故事“增插”说的论据，可分列为十项，竟全部失误。现逐项加以辨证，以俟识者进一步探讨。
其一，侯文说：“这段‘乌鸡国救主’情节，不见于以前的所有‘西游’题材作品，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朴通事谚解》，到《西游记》杂剧，都难觅它的踪影”。
乌鸡国故事众所熟悉，不再赘述。但是，“西游”故事有一个发展和改编加工的过程。许多故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有个复杂的演变史。有的故事，在“西游”题材作品中固然“难觅它的踪影”；乌鸡国故事却不尽然。乌鸡国故事中作祟的是狮子怪，此怪的主人则是文殊菩萨。我们若沿着这条线索寻找，那么在“西游”题材的历史发展中就可以找到其踪影。
当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确实没有。《诗话》第五节“过狮子林”，林中狮子虽然其相“峥嵘”，但是它对取经僧深表友好：“口衔香花，皆来供养”；“狮子举头送出”，“法师”则“回谢狮王迎送”。此节显然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无关。
但是，到《西游记》平话阶段，情况大有变化。就在今见的《朴通事谚解》中，叙述三藏法师往西天取经时，“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此后有一注云：
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
所历诸险名，大多与今见百回本《西游记》西行遇难相对应。所说“师陀国”，无疑是第74回至77回狮驼国故事的雏形和前身；那么，所谓“狮子怪”不是指第36回至39回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还能是指别的什么吗？当然不会。不过，前者故事内容肯定要比后者简单，是否会有“乌鸡国”，也很难说。另外，还须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是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子下凡作怪。平话中的“狮子怪”是否与文殊菩萨有关亦不可知。但是，有一则早期戏曲的资料可以来间接证明文殊菩萨和狮子的关系。就在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外史类著录有《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书目。据该书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可知《百川书志》是“志其家藏书”。则《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不仅实有其书，而且可推知其成书肯定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前，完全无视它与平话《西游记》中“狮子怪”故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客观的。《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已失传；但有关文殊菩萨和狮子关系的传说在中国恐出现极早。北京图书馆藏有《文殊师利菩萨像》系五代刻本，清光绪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图中可见文殊菩萨骑狮子（注：参见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页。）。那么，平话中的“狮子怪”以及《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会不会是指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狮驼国故事呢？当然不可能。一则“狮驼国”与平话“师陀国”相对应；同时，“狮驼国”故事中除文殊降狮子以外，还同时写有普贤菩萨降白象、如来佛祖降孔雀；而且应该以如来佛为中心，为主角。同时，《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也间接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虽与《西游记杂剧》无关；但与元明间戏曲却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呢。
其二，侯文说：乌鸡国故事“与《西游记》的‘创作公式’全然不合。书中其它降魔故事，总不脱‘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此难显然“游离于全书‘取经历劫’的主题之外”，狮子怪对取经僧“全无觊觎之心”，悟空等“一番忙碌，也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与取经宏旨全无关涉”。“汲汲然替唐僧‘寻灾觅难’的吴承恩，怎么会出此冗笔、写出这种无‘磨’之‘难’来呢？”
此论显然不符合《西游记》全书实际。不错，《西游记》有许多历难故事的确如侯文所说“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模式；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历难，完全越出了这个模式，决不仅仅只乌鸡国故事而已。别的且不论，就以所过人间国度而言，第44回至46回的车迟国、第62回至63回的祭赛国和第68回至71回的朱紫国，故事规模堪称与乌鸡国类似，然而，又何尝合乎“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车迟国和祭赛国故事的起因都是为了救遭灾的和尚，是孙悟空等主动去妖宅“闹事”“寻衅”；至于朱紫国故事的起因，更是孙猴子想“做个医生耍耍”，不但是主动揭黄榜去医国王顽疾，疾病医好以后又主动请缨去麒麟山寻找被妖所掳的皇后。其性质，正如碧波潭的九头驸马所说：“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显然，正像乌鸡国降妖救活国王的故事一样，作者描写诸如上述一类内容，都是为了刻划和突出孙悟空专为人间抱打不平事的性格侧面，要说“为他人作嫁衣裳”，也确是事实。何况此类性质的故事，全书中还不仅只此，乌鸡国故事“这种无‘磨’之‘难’”，又何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