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学，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卡尔维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文学成就的：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到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卡尔维诺的父母都是研究热带植物的，家里出了这样一个异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时，可以体会他对植物与动物文质彬彬的命名，他很少简单地说某花、石头、鱼、鸟。他一一指明它们准确的名称，如果可以的话，他连拉丁名都准备写上。这个行为能理解成对园艺家父亲或者植物学家母亲的致敬抑或嘲讽吧。
作为一位文学家，不管是通俗小说作家还是纯文学作家，相较于自然科学家都显得像个二流子。举个例子，你如果要跟一个数学家讨论黎曼函数，他就有一个门槛在那里，达到这个水准才能跟你谈，否则你所说的只能是一个笑话。但《红楼梦》就不一样，俞平伯、周汝昌能谈，隔壁王大妈也能谈。她一边看《红楼梦》，一边大放厥词：“林妹妹这样的姑娘不能娶进家来，处不好。心思太重，好哭不说，还爱生病，是她服侍我呀，还是我服侍她？天天给人脸色看，可怎么得了？”所以世间研究黎曼函数的人少，研究《红楼梦》的人多。
卡尔维诺本意也是要子承父业，他念都灵大学农学系的时候参加了抵抗组织，24岁完成《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他跟植物学渐行渐远了。卡尔维诺没有写过父母对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态度，但从他把自己定义为家庭“败类”来说，可见父母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不管是穷是富，一个家里出了“文学败类”，都是相当麻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