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诗学道路重点研习借鉴了韩诗，其势法度整严，表现出“新宋诗”的独特面目，是宋诗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看看下面的王安石与韩愈的诗探究吧！
王安石与韩愈的诗探究
内容提要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思深气锐、戛戛独造；而韩愈诗是“王荆公”体的重要艺术渊源。韩、王二家诗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是“以文为诗”。王安石的学韩不仅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宋调面貌特质的彰显有相当影响，最终助成了宋诗的自成面目，对北宋一代诗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安石 韩愈 宋诗 以文为诗
一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曾标举“王荆公体”，历代学者多把荆公视为宋诗独特风貌形成过程中之关键。明代胡应麟这样评价王安石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①欧阳修、梅尧臣对于宋诗有发轫之功，但在他们手上尚未形成典型意义上的宋调。王安石诗歌的独创新奇，让宋诗在偏离以风神情韵为主的唐诗道路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的崛起才让宋诗大变唐人格调，助成了宋诗的自成面目，足见王诗于宋调形成中之转关作用。
历来论及王安石诗的艺术渊源，多标举唐代的杜甫、韩愈与李商隐三人。王安石最心仪的唐代诗人是杜甫，他编选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诗，将杜甫置于首席，其《杜诗后集序》云：“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他不仅赞叹杜甫忧国爱民的仁者之心，还推许杜诗为“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的崇高艺术范式。②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看，他极力推崇老杜，对李商隐诗也表现出欣赏态度和浓厚兴趣；但是却没有什么赞誉韩愈诗歌的评价。一方面，王诗面目较韩相去有间；另一方面，他又对韩愈学问人品多讥诋之词，给人造成不喜退之的印象。
首先从王安石评议韩愈说起。荆公评韩，第一认为其文足以传，诗次之；而其学、其继孔孟之道统、其哲学思想，则上不及先秦诸子（包括孔子、孟子等），下不及本朝之理学家。③很明显，王安石对韩愈的贬抑非议基本未涉及韩诗。细绎王诗，不难看出韩诗之于“王荆公体”的濡染之功甚深。众所周知，王安石对杜甫是拳拳服膺的，他学杜也颇有成就，但王诗像老杜的地方，在于“瘦硬”，乃是笔走偏锋。刘熙载说：“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④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王安石虽云学杜，但风格似更接近韩愈。韩愈学杜就是笔走偏锋，王安石的情况有类于此。不妨说韩愈和王安石是学杜的同路人。故他虽不甚满意韩愈之学术与人品，却在诗歌艺术手法方面颇多借鉴韩诗。王安石对诗歌的品赏感悟力极强，他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此韩愈所得也。”⑤各用李、杜、韩自家的句子准确精辟地评说三家诗，可知他对唐诗确有精深的研习体认，而“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正是对韩诗特征的极好形容。方东树《昭昧詹言》云：“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荆公才较爽健，而情韵幽深，不逮欧公。二公皆从韩出，而雄奇排奡皆逊之。可见二公虽各用力于韩，而随才之成就，只得如此。”⑥明确揭橥了欧阳修和王安石的诗都是学自韩愈，不过王安石的才气健拔过人、性情木强躁动，他的条件比欧阳修更适宜学韩，故而荆公更能学得韩诗之精粹，显出雄奇爽健的特色。
王安石论诗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诗”字从言从寺，而“寺”乃“法度之所在”。⑦追求诗歌语言的法度整严，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无视作诗用意经营的韩愈。王安石前期诗歌的最显著特色，莫若“以文为诗”，像造硬语、押险韵、好用典、改窜古人诗句以为己有这些手段，皆可从中觅到学韩的蛛丝马迹。欧阳修中标举韩愈作为诗文典范，一时引发北宋诗坛诗风丕变。韩愈的诗好是好，但究竟有狠重奇险、失之太过的弊病。于是王安石就以杜甫置换了欧阳修诗论中的韩愈，奉老杜为圭臬。王安石虽由韩愈上溯到杜甫，更加“取法乎上”，但韩愈终究是他学杜绕不开的中介渠道。清人延君寿云：“王介甫诗……古体学杜、韩而不袭，殊胜六一；今体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⑧
论者多将王安石诗分成三期：景佑、治平年间为步趋欧、梅等新变派时期；熙宁十年(1077)为变化创新期；元丰至元祐元年，为晚年诗律精严期。就王诗学韩而言，前期主要是研习韩愈古体诗的诗法诗艺以增强笔力；待有了相当的艺术积累后，中期开始进入自觉创意阶段，形成逋峭谨严、雄健劲直的艺术风格；后期的王诗尤其精工细密，复归唐风而“不脱宋人习气”，主要在绝句上借鉴了韩诗的意趣神韵。下面试分期论之。
王安石开始诗歌创作时，欧阳修、梅尧臣等新变派在诗坛的声势颇为浩大，他处于新变派的周围，多写作古体诗，艺术上受到欧、梅等人的影响，“以文为诗”，峭厉雄直，有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倾向。而且王安石其时与新变派一样，对韩愈亦有相当好感，比如其《寄孙正之》就流露出：“少时已感韩子语，东西南北皆欲往。”这时的诗作也可明显看出学韩的痕迹，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题画诗《虎图》就因工于赋物而为崇韩的欧阳修击节赞赏。
目光夹镜当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顾盼欲去仍踌躇。卒然我见心为动，熟视稍稍摩其须。因知画者巧为此，此物安肯来庭除。想当盘礴欲画时，睥睨众史如庸奴。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悲风飒飒吹黄芦，上有寒雀惊相呼，槎牙死树鸣老乌，向之俯噣如哺雏。山墙野壁黄昏后，冯妇遥看亦下车。
这首诗语极雄健，状画上之虎威风凛凛，犹如真虎咆哮山岗，气势非凡。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承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气胜笔锐，不以情韵而以气格取胜。作品用语之生新恢奇、音韵之刚劲铿锵、想象之奇特新颖、议论之透彻宏肆，都全然体现了韩、欧古体一路诗风。延君寿云：“七古……六一、介甫学韩。”⑨信然。
梁昆评王安石早期古体云：“盖公初年古体虽亦不恶，终不过如欧阳一派能道人所不及道，章法开合，笔意纵横而已，谓之绝妙，似有未可。”⑩这说明王安石早期诗作深受欧、梅等新变派的影响，“以文为诗”的痕迹很深。而新变派的艺术渊源主要就是韩诗，然则王诗与韩诗之间的绍递承续关系也清晰可辨了。梁启超评说王安石古体“用刻入之思，炼奇矫之语，斗逼仄之韵，缒幽凿险，曲尽昌黎之技也”。(11)用意、语词、押韵，在在体现出荆公学韩的轨迹。观其《思王逢原三首》、《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用其韵和酬》等作品，确是学韩而自出机杼，有相当的艺术功力。
皇佑年间，王安石无论是学术文辞，还是为官论政，都已著闻于当时。至嘉祐中声名更著，随着诗歌技艺的日趋精熟，王安石在创作上进入自觉创意的阶段。这时创作实践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写作了大量勇于翻案、见解新颖的咏史诗，议论而能义理深湛、精辟透彻。
自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之后，历代歌咏桃源之事的篇什层出不穷。唐代王维、韩愈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照理，这个题材已不大可能翻新出奇，然而创新意识雄强的王安石硬是摆去束缚，写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警之意。试比较韩愈《桃源图》与王安石《桃源行》：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怳惚移于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嬴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韩愈《桃源图》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王安石《桃源行》
说王安石的诗研摹韩愈是没有问题的。方东树《昭昧詹言》评韩诗云：“《桃源图》，自李、杜外，自成一大宗，后来人无不被其凌罩。此其独所开格，意句创造己出，安可不知？欧、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12)明确指出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作诗的章法、句法学此。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里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其（按，指金德瑛）评昌黎《桃源图》诗云：‘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如《桃源》，陶公五言，尔雅从容，草荣、木衰四句略加形容便足。摩诘不得不变七言，然犹皆用本色语，不露斧凿痕也。昌黎则加以雄健壮丽，犹一一依故事铺陈也。至后来王荆公则单刀直入，不复层次叙述，此承前人之后，故以变化争胜。使拘拘陈迹，则古有名篇，后可搁笔，何庸多赘！诗格固尔，用意亦然。前人皆于实境点染，昌黎云：“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则从情景虚中摹拟矣。荆公云：“虽有父子无君臣”，“天下纷纷经几秦？”皆前所未道。大抵后人须精刻过前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世有议后人之透露，不如前人之含蓄者，此执一而不知变也。’”(13)古人同题之作确实有助于分析每人不同的思路和手段，可以体会后来者在何处承袭了前人，在何处精刻突过前人。从主题上看，韩诗劈头就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全诗以批判神仙之说的荒唐无根为归旨；而王作则于仙境非仙境置若罔闻，表达了“虽有父子无君臣”的政治理想，两诗主题判然有别。从章法结构上看，韩诗铺陈始终，先叙画图，次及本事，先事描写，后加议论，犹如一篇游记；王诗则夹叙夹议，以叙为议，以议为叙，笔法错综凝炼，两诗章法框架也各具特色。看得出王诗有意变化争胜，欲自具一副笔墨。然则，韩、王二作的消息相通之处在哪里？细细斟酌，两首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关捩。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传者，王摩诘、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14)王氏论诗推崇盛唐之兴象玲珑、无迹可求，故而王维之作最得好评，他以“努力挽强”为喻，虽含贬义，但也确实道出了韩、王二诗在艺术上的消息相通之处。撇开主题、章法不论，韩诗王作都以雄健的笔力驱驾议论，力去陈言，别出新意，在艺术风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诗学到了韩愈那种雄伟健拔的艺术表现力，而又自具逋峭谨严之特色。
此期王安石古体诗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篇幅体制明显减短，以十句左右成章的为多。韩、欧等人的古体歌行长篇巨制较多，容易流于平直散缓，王安石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专力写作一种概括凝炼的短篇古体。然而，篇幅体制由长变短并不意味着诗歌容量、表现力的减少削弱；相反，王安石擅长以极简练的笔墨叙写议论极繁多复杂的内容头绪。比如《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龙窜藏魑魅伏。心志幽妖尚觊隙，以金铸鼎空九牧。冶云赤天涨为黑，鞴风余吹山拔木。鼎成聚观变怪索，夜人行歌鬼昼哭。功施元元后无极，三姓卫守相传属。弱周无人有宜出，沉之九幽折地轴。始皇区区求不得，坐令神奸窥邑屋。
写九鼎由铸造到秦始皇泗水打捞而不得的整个变迁过程，全诗只十四句，但简短的篇幅浓缩了丰富的内涵，有锤炼深曲的艺术效果。方东树评云：“大题短篇能尽，以深创也。”(15)很有见地。
王安石还有意在古体里写一些偶俪的对句。这也与韩、欧颇相异趣。韩、欧刻意以散句单行造成奇崛波澜，但往往不够圆润流畅；王诗古体在句法上用排偶之句，运单行之气，使诗格凝炼整饬，有抑扬顿挫的韵致。像“墙隅返照媚槐谷，池面过雨苏篁苇”（《示平甫弟》）、“千秋钟梵已变响，十庙桑竹空成阴”（《光宅寺》）等，这种对偶或基本对偶的句子在王诗古体里可举出不少，体现出王安石已开始自觉讲求法度，注意篇法、句法的锻炼精严，避免了长篇古体容易僵硬散缓的弊病，这实质上是对韩、欧“以文为诗”的一种发展。
这时王安石的诗已有独特艺术个性，他的学韩为其诗步入更深刻、更成熟的艺术境地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
熙宁十年，王安石再度罢相，被挤出政治激流之外，早年的锐气渐趋消磨，归隐江宁后，倾全部精力于诗歌创作，诗风大变。他流连山水、咏诗学佛，写了大量徜徉山水、抒愤遣情的律绝诗。这些作品讲究艺术表现手法，注重写境，寓悲壮之气于宁静淡泊之中，以用意深刻而又明净空灵的境界代替以往的峭厉奇拔。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16)称道的即是王安石晚年脍炙人口的绝句。对于这些精工淡雅绝句的艺术渊源，前人多以为学陶（渊明）、学王（维），有唐人风味固然很有道理。其实“半山绝句，颇欲于唐音外别立一帜”，(17)尤其韩、王绝句间有着不易察觉的内在关联，虽极少有人提及，但亦为不可忽视之事实。
金元时的刘埙独具慧眼，悟出韩王绝句之间的机轴，他说：“半山清远韵度，独步辈流。昌黎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意半山绝句机此。其发也，变化而神用之。此半山所长者。”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此韩诗也。荆公早年悟其机轴，平生绝句实得于此。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18)刘氏一再谈及，自非空穴来风。
按，韩愈虽是奇险诗风的主要倡导者，但其诗亦有平正蕴藉、情韵不匮的一面，这尤其体现在他后期的绝句创作中。他的绝句多作于44岁之后，诗风已渐趋平淡自然。韩愈的绝诗近百首，占全部诗作的近四分之一，多写景咏物之作，往往在文从字顺、清淡自然之总体风貌统摄下含有语言新颖、譬喻奇趣、对仗工稳等特色。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云：“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玉磬”、“金铃”云云揭示出韩诗近体经过人工锤炼而又深婉不迫的艺术风貌，故而与盛唐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格律诗仍有质的区别。钱基博说：“（韩愈）律绝近体，寂寥短章，亦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19)比如韩诗七绝《盆池》其三、其五：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
纯用白描手法，刻画寻常风景而略带妩媚恢诡。上文刘埙所举《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是韩诗绝句中最有名的一首，前半写景精工细腻，后半再以议论摹景，益觉境豁意深，这实际已开那种既新警工巧又含蓄委婉的宋诗绝句之先河。王安石晚年也多工巧精致的景物诗，这些作品观察细致、修辞巧妙、意境清新，艺术上与韩愈有异曲同工之妙。叶梦得云：“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20)叶文所举即安石七绝《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作品一方面有“舒闲容与之态”，显出复归唐风的倾向；另一面又“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看出新奇工巧的宋诗风貌，故和韩愈绝句在艺术上有内在的相通处。再看一些作品：
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南浦》）
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有岁华。（《染云》）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北陂杏花》）
这几首诗以工巧精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一派闲淡秀雅的自然景致，与韩愈的《秋怀》、《南溪始泛》等作品面貌虽殊而神骨暗合。
陈延杰说：“荆公定林后诗意幽婉，脱去流俗，非少作可比。犹韩文公贬潮州后之作亦妙绝矣！境遇成就诗人，岂小也哉！”(21)可见王安石后期依然学韩，只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人事经历的变迁，王安石和后期的韩愈一样，都认识到早年戛戛独造的诗在艺术、情韵上还是有所欠缺的，于是就致力于修补，显现出一种复归唐调的变化。需要辨明的是，所谓复归，并非真的回归盛唐，而是表现为经过人工锤炼后的深婉闲淡的艺术风貌。这与盛唐诗还是有微妙差异的。概而言之，后期的王安石主要借鉴了韩愈律诗绝句的风格意趣，表现在对其精神特质的领悟、化用上。
二
从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王诗、韩诗之间的渊源关系，说明王安石研习韩诗经历了一个由近而远、由浅而深的逐渐推进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论述一个作家在创作中接受前代诗人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诗歌艺术上的“精神交通”往往很玄妙，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极难用语言精确表达出来。相对而言，最基础、最具说服力的办法莫过于将两位诗人的集子比照而读，爬梳出两人在语句、典故、章法等方面的相似之处。钱锺书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22)关于王安石对韩诗的研习、摹仿、借鉴、化用，钱锺书《谈艺录》十八“荆公用昌黎诗”条辨之甚详。钱先生认为王诗师韩有偷语、偷意、偷势以及善用语助几种途径。“偷语”与“偷意”意思略近，是指对韩诗语词、譬喻、典故等的模拟，试举例见表1：
表1
前三例王诗在异于韩诗的情境下化用了其诗语词、比喻；第四例王诗把韩文掰碎了散在诗里；最后王诗反用韩诗句意。类似例证甚多。“偷势”指王诗模拟韩诗之句式、章法，如《和文淑湓浦见寄》之“发为感伤无翠葆，眼从瞻望有玄花”，本于昌黎《次邓州界》之“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游土山示蔡天启》之“或皆眼委翳”四句、《用前韵赠叶致远》之“或撞关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诗“烂漫推众皱”一段格调。
与欧阳修学韩重铺叙、笔力略有不同，王安石接受、研习韩诗的最显著特征在“以文为诗”的法度技艺。钱锺书《谈艺录》十八独拈“以文为诗”之一端“善用语助”加以详论。作诗用语助，可以造成诗句转折顿挫、疏密有间的散文化艺术效果。前人对此认识得很深刻：“宋人实有以文为诗者，于其用虚词作转关提顿及排直叙事处，注目便知。”(23)王安石古体诗运用语助就非常普遍，钱锤书说：“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钱先生旁征博引，举了汉魏以来古诗用语助虚字的成功范例，而这其中韩愈独能“荟萃诸家句法之长”，“神通大力，充类至尽，穷态极妍”（《谈艺录》十八）。钱文特别指出韩愈善用“而”、“而我”，诸如《苦寒》之“而我于此时，思觉何由治”、《食曲河驿》之“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我亦伤秋”等例，在艺术效果上都有“转巨石、挽狂澜之力”。而王安石于此点也尤为精通，像《邀望之过》：“岂鱼有此乐，而我与子无”；《车载板》：“而我更歌呼，与之相往返”；《送张拱微》：“嗟人皆行乐，而我方坐愁”等，钱先生以为“观此诸例，则宗风断可识矣”。诗用虚字，确有技巧。明人李东阳云：“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24)
王安石确实是会学、善学、巧学的聪明人。他学韩愈，有时可以让人看不出一点痕迹，这就是天赋和功力的问题了。清人延君寿举例：
昌黎咏雪云：“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旙旗。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途，从以万玉妃。”极形容之妙。王荆公咏雪云：“滔天有冻浪，匝地无荒陇。飞扬类挟富，委翳等辞宠。穿幽偶相重，值险辄孤耸。”又“荒林无空枝，幽瓦有高陇。分才一毛轻，聚或千钧重。飞扬窥已眩，摧压听还凶。渔舟平系舷，樵 没归踵。空令物象莹，岂免川途壅。争光姮娥妒，失色羲和恐”。又作一样形容，不蹈韩之一字。壮夫斩将搴旗，各有能手，斯为大家。(25)
所举的韩诗是《辛卯年雪》，王诗为《和吴冲卿雪》和《和冲卿雪诗并示持国》。雪在万事万物中最难描摹，但越是困难，大诗人越要争奇斗胜。韩诗颇有思致，巧于妆点，但细味却有万钧之力。王诗字面虽无一句似韩，但那种无句不奇、力大如山的气格，实韩诗之嫡传。
通过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王安石对韩诗下过极深的功夫，韩诗是王诗的重要艺术渊源之一。其实，王安石学韩的这些方面可用“以文为诗”来总萃之。韩愈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即为“以文为诗”，而王安石注重学习的地方正在于此，只不过他的学习借鉴是创造性的，他之研习韩诗主要还是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基础。请看王安石的《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回梦中语。
《巫山高》虽说是乐府旧题，但读王诗却令人联想到欧阳修的《庐山高》。的确，为王诗作注的李壁就说：“公此诗体制颇类欧公《庐山高》，皆一代之杰作。”(26)王安石自言爱葛蕴诗的飘逸风格，但细读并不能体会出多少飘逸的味道。陈衍评云：
三四两句，横绝一世，何减“嵚崎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为诗”者。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犹词费矣。“山鬼”于各诗辞中，三次见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惊人语。(27)
试析之。陈衍极力称道三四句，并引左思《吴都赋》里的两句加以比较，指出特色就在能“以文为诗”。句中的虚字“于”、“亦”对举，而“实至险”、“为波涛”纯系描述性的散文句子，合起来非常整饬流转，让诗有一种驱驾气势、飞流直下的风概，这正是王安石“以文为诗”的佳例。以巫山巫峡为题材，不能不写巫峡之高峻凶险与神女之朝云暮雨，此本题中应有之义。王安石写来得心应手，造语瑰奇新颖，意脉纡徐卓荦。此诗之风格与其说飘逸，不如说奇诡。不知王安石作此诗是否有与欧阳修暗暗较劲的意思，笔者认为王诗高出欧诗之上，堪称佳作。
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以王荆公为最。王逢原长篇亦有其笔。欧阳永叔、梅圣俞亦颇效之。诸公皆有变化，不若荆公之专一也。”(28)王令才高命短，姑不论；欧、梅学韩到后期皆有大变化；比较而言，倒是王安石终生悉心学韩，从前期的戛戛独造到后期的追求情韵，韩愈对其诗学道路的影响是贯彻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