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影元本)卷十四有《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二通。(籍，《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有传，《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附《韩愈传》)来书二通，亦载同卷。籍第一书有云：“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愈答其咎责曰：“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籍第二书云：“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愈更答曰：“驳杂之讥，前书尽之，吾子其复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见《论语·阳货篇》)《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诗经·卫风·淇奥篇》)《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礼记·杂记篇》下)恶害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考赵彦卫《云麓漫钞》(《涉闻梓旧》本)卷八云：“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于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说家类，存目二)、《传奇》(《新唐书》卷五十九载裴翎《传奇》三卷)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案：籍书所云“驳杂”之义，殊不明清，未审其所指系属于一、文体，二、作意，抑三、本事之性质。若所指为第一点，则如赵彦卫所说，唐代小说，一篇之中，杂有诗歌、散文诸体，可称”驳杂”无疑。若所指为第二点，则唐代小说家之思想理论实深受佛道两教之影响，自文士如韩愈之观点言之，此类体制亦得蒙“驳杂”之名。若就第三点言，则唐代小说之所取材，实包含大量神鬼故事与夫人世所罕之异闻。此固应得“驳杂”及“无实”之谥也。
总之，设韩愈所好“驳杂无实之说”非如《幽怪录》《传奇》之类，此外亦更无可指实。虽籍致愈书时，愈尚未撰《毛颖传》(参《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四《答张籍书》樊氏注。《毛颖传》见《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而由书中陈述，因知愈于小说，先有深嗜。后来《毛颖传》之撰作，实基于早日之偏好。此盖以“古文”为小说之一种尝试，兹体则彼所习用以表扬巨人长德之休烈者也。李肇《国史补》(《津逮秘书》本)卷下《韩沈良史才》条云：“沈既济撰《枕中记》(既济，《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及《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枕中记》见《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三及《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庄子》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影元本)云：“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六)。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赵彦卫所谓“可见史才议论”，与李肇及柳宗元皆以《毛颖传》与《史记》并论，殊有会通之处也。
裴度《与李翱书》(度，《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有传。翱，《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有传。《书》见明本《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及《四部丛刊》影嘉靖本《唐文粹》卷八十四)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唐书》(岑本)卷一百六十《韩愈传》云：“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此句诸本皆同，据《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新唐书》卷二百三，及《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讳辨》。“晋”下当补“肃”字。)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
从《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条云：“元和以后，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大抵……元和之风尚怪也。”裴度所谓“以文为戏”，与夫《旧唐书》之所指陈，皆学人基于传统雅正之文体，以评论韩愈者。在当时社会中，此非正统而甚流行之文体──小说始终存在之事实，彼辈固忽视之也。《讳辨》问题，非本文范围，姑不置论。《罗池庙碑》(《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则显涵深义。其中多有神怪之谈，此固可能缘于作者早岁好奇，遂于南人不经之依托，有所偏爱。若取“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言(《论语·述而》篇)，文士所奉为科律者，以绳之，则于李肇“尚怪”之评，自以为然矣。顾就文学技巧观点论之，则《罗池庙碑》与《毛颖传》实韩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邻于小说家之无实，而肆讥弹也。
贞元(785-805)、元和(806-820)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今之治中国文学史者，安可不于此留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