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史论点认为：宋明“理学”主张以“理”灭“情”，走到极端，等于灭绝了人性感情，于是引起文学的反抗声音，致力于宣扬“情”的美好及其所受的压抑遏制，如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演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故事，是其“冲破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作。
由此，遂又进而引起评论，说《红楼梦》是继承发展了《牡丹亭》，是更强烈彻底的以“情”反“理”，云云。
是这样的吗？说是说非，不由个人爱憎，应从曹雪芹书中的客观内涵来审断，即《红楼梦》一书虽曰“大旨谈情”，究其本意，是否即可从此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唯情主义”的认识结论来？
事实并不十分难晓，稍加梳理，便可分明。
先说“理”到底是什么。汉字的“理”，本是从“玉”而作，本义即玉石的纹理之美。由此而生的引申义，即层次、条理、秩序以至规矩、规律，皆属于“理”。
那么，人类社会一旦形成而且发展，其为“众人的关系”的组织法则、管理规定、道德观念，自然要随时代条件而产生变动。这种“理”是可以沿、可以革、可以制、可以废的，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基本关系的必要性，却是不能一概消除的——否则结果是混乱、争夺、欺凌、吞噬……。儒者多讲“理”，少讲“情”，用意是顾虑“情”会泛滥，“情”需要“社会、伦理、道德化”。其实，仁、义、礼、信，哪个又不是“情”在内主呢？比如，“无情的仁爱之心”，实际上会有这么一种“纯理性”的“仁德”（观念行为）吗？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深究此义。他重情，但不废理。他的小说中内证分明，不难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