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浩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篇篇佳作传唱千古。在这些优美的篇章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以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文情怀，不仅向世人道出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还展示着他们迥异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观念。其中，王羲之与陶渊明是我们所熟知的东晋名士，他们都胸怀锦绣，最终又同样遁离官场，寄情自然，但他们的人生境界、山水观念和创作目的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心为形役与形为心役
“心为形役”与“形为心役”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境界。前者指人的内心完全被功名利禄、人生得失所驱使，丧失了自我的内心追求。后者指维护心灵世界的纯净高洁，使心情舒畅愉悦，使精神健康自由。
在东晋那人心虚哗浮躁、物欲极度膨胀的特定年代里，虽然与醉生梦死、追求享受的同时代其他人相比，王羲之有着更为卓异的生命感悟，但其人生境界仍然没有超出“心为形役”的层面。他素无廊庙之志，“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王羲之传》)，而且出身高贵，家庭富有，无衣食之忧，本不该违心逆志，栖身仕宦，但他却长期未能摆脱官场的束缚，直到永和十一年五十岁时才称病去官。王羲之几十年宦海生涯，坎坷曲折的仕途之路，无不是“心为形役”。兰亭集会时，他逸兴遍飞，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可是他刚感到“信可乐也”，又立刻想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悲哀于“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忧愁之感顿生，为生命短暂、人生得失而忧虑，同样是“心为形役”。去官之后，他“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求仙问道，幻想长生不老，且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此时他的人生志向消磨殆尽，陷入了及时行乐的低俗之中，人生境界尚不及兰亭集会之时。
陶渊明则不同，他步入仕途，一为“大济苍生”，二为口腹之忧。前者是崇高理想，远大志向，后者实属无奈之举。在断断续续十几年的仕途生涯中，他对折腰事人、仰人鼻息深感屈辱和厌倦。他发现人生的痛苦，莫若心灵受形体的役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质性自然的人被这种痛苦折磨得日夜难安，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逃脱官场，摆脱了形体上的束缚，从此栖心田园，再不出仕，保持了心灵的高贵和尊严。“归去来兮”之后，他“引壶筋以自酌”何其自在!“抚孤松而盘桓”，何其悠闲!“乐亲戚之情话”，何其幸福!他追求的自然铸成了物我两忘境界;他创造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