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舍先生的死去，人们至今都没办法释怀，心中无比的悲痛，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欢迎阅读小编整理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进一步了解作家老舍先生。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