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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李商隐

  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开拓后已难乎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但也有一二例外,这便是李商隐和杜牧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李商隐,他在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卓然成为大家。

第一节 李商隐的生平与诗歌内容

  李商隐的人生遭遇及其灵心善感的气质 李商隐的思想 诗歌内容── 晚唐时代生活与时代心理的写照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从祖父起,迁居郑州(今属河南郑州市)。父亲李嗣曾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县令。商隐三岁时,父亲受聘为浙东(后转浙西)观察使幕僚。他随父由获嘉至江浙度过童年时代。李家从商隐曾祖父起,父系中一连几代都过早病故。商隐十岁,父亲卒于幕府。孤儿寡母扶丧北回郑州,“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虽在故乡,却情同外来的逃荒者。或者正是由于家世的孤苦不幸,加之瘦赢文弱,形成他易于感伤的性格,但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振兴家道。在“悬头苦学”中获得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锻炼了他坚韧执着的追求精神。

  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谒令狐楚,受到赏识。令狐楚将他聘入幕府,亲自指点,教写今体文。楚子令狐綯又在开成二年(837)帮助他中进士。但就在这一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令狐父子为牛党要员,王茂元被视为亲近李党的武人。李商隐转依王茂元,在牛党眼里是“背恩”的行为,从此为令狐綯所不满。党人的成见,加以李商隐个性孤介,他一直沉沦下僚,在朝廷仅任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和闲冷的六品太学博士。为时都很短。从大和三年踏入仕途,到大中十二年去世,30年中有20年辗转于各处幕府。东到兖州,北到泾州,南到桂林,西到梓州,远离家室,飘泊异地。他最后一次赴梓州作长达五年的幕职之前,妻子王氏又不幸病故,子女寄居长安,更加重了精神痛苦。时世、家世、身世,从各方面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灵心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以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发他丰富的感情活动。“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其所带有的悲剧色彩,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李商隐童年时代受业于一位精通五经、恪守儒家忠孝之道的堂叔,十五六岁时曾在玉阳山学道。晚年,“丧失家道,郁郁不乐”,藉佛理解脱烦恼,思想中儒佛道的成分兼而有之。他有“匡国”用世之心,也有过“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的出世念头。他重视自身的价值与创造,《上崔华州书》云:

  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是以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

  他反对机械复古,认为道并非周、孔所独能,自己和周、孔都体现着道。为文不必援经据典,不必忌讳,应挥笔独创,不甘居古人之下。从这种颇具锋芒的议论中,可见其思想的自主与自信。

  李商隐是关心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的各类政治诗不下百首,在其现存的约六百首诗中,占了六分之一,比重相当高。著名的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一开头就展示了京西郊区“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的荒凉残破景象。接着,借村民口诉,展示社会症结。长诗体势磅礴,既有唐王朝衰落历史过程的纵向追溯,亦有各种社会危机的横向解剖,构成长达百馀年的社会历史画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室的专权残暴,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赋税的苛重,人民生活的穷困,治安的混乱,财政的危机,边防力量的削弱,等等,都在长诗中不同程度地得到揭示,而这些方面,李商隐在其它一些诗中也一再予以关注。

  文宗大和九年(835)冬,甘露事变发生,李商隐于次年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等诗,抨击宦官篡权乱政,滥杀无辜,表现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当时慑于宦官的气焰,包括白居易、杜牧等诗人在内,还没有谁能像李商隐这样写出有胆识的作品。李商隐的朋友刘蕡,因反对宦官而被贬死。他在酬赠、哭吊刘蕡诗中,反复为刘蕡鸣不平:“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哭刘蕡》)把刘蕡受冤贬死的遭遇,放在宦官肆虐、皇帝昏愦的政治环境下加以描写,同时把比兴象征手法引入这种政治性很强的题材。

  李商隐反对藩镇破坏国家统一。一方面他赞成朝廷对藩镇用兵,歌颂在平叛中立功的将相;另一方面,对于朝廷存在的问题,他也尖锐批评。如针对伐叛中暴露的军政的腐朽现象,追究根源,认为关键在于宰辅不得其人。将反对藩镇割据和批判朝政结合起来,在思想深度上超出以前的同类作品。

  李商隐的咏史诗历来受到推重,而内容则多针对封建统治者的淫奢昏愚进行讽慨。如《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写隋炀帝的逸游和荒淫,从已然推想到未然,从生前预拟死后,在含蓄微婉的抒情中,寓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

  唐代后期,许多皇帝不重求贤重求仙,希企长生。李商隐一再予以冷嘲热讽。《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借贾谊宣室夜召一事,加以发挥,发泄了对于皇帝不识贤任能的不满。《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在传说的基础上虚构出西王母盼不到周穆王重来的场景,含意深长地说明了求仙无益,神仙也不能使遇仙者免于死亡。

  安史乱后,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败,李商隐对玄宗的失政特别感到痛心,讽刺也特别尖锐。如《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诗中每一联都包含鲜明的对照,再辅以虚字的抑扬,在冷讽的同时,寓有深沉的感慨。他的《龙池》诗更为尖锐地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连本朝皇帝也不留情面,不稍讳饰。

  除政治诗外,李商隐诗集中的其它篇章,多半属于吟咏怀抱、感慨身世之作。其中一部分诗篇表现了他的用世精神。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希望有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事业,然后归隐江湖。“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借历史人物喻自己的才能抱负和追求。但无论怎样执着,生逢末世,现实总是不断让他感到抱负成虚。他在诗中抒写得更多的是人生感慨。“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写怀才不遇、命薄运厄之慨。“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伤春残日暮,与伤自身老大沉沦融成一体。这类诗伤感中带着时代黯淡没落的投影。

  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大家,他的咏物诗大多托物寓慨,表现诗人的境遇命运、人生体验和精神意绪。如:“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流莺漂荡流转,在长安无所依托,象征诗人飘零无依的身世。它的巧啭,虽蕴含着内心的愿望,但未必有美好的期遇。《流莺》慨叹不遇,还比较含蓄,《蝉》诗则出语愤激:“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这类诗对于周围环境和自身的描写,可以说传达了中晚唐士人的普遍感受。

  李商隐抒情之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这些诗在李诗中不占多数,却是李商隐诗独特的艺术风貌的代表。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綯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为无因。李商隐还写了“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无题》),那种被“贮之幽房密寝”,无权过问自己婚事的怀春女子;写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其一),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写了那种终生难忘而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于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

  李商隐以他的诗,表现了美好的理想、情操,表现了人性中纯正、高尚的一面;同时,也曲折地显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气氛与士人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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